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徳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徳、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城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在中华传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採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深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盂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已、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政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徳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復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摘编自倪富静《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

中国文化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演员。当年的上海裁缝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柄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有些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摘编自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