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②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③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④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光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资金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⑤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有删改)
下列对原文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艺术生产从来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如果艺术作品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那么炫目的技术就只能是虚有其表的形式。 |
B.古代思想家反对“文胜质”的倾向,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炫技”势必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关注。 |
C.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因而从事文化生产应该审慎地考虑技术使用的意义。 |
D.如果让技术和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就能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误区,就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发展。
如今,各级领导干部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少。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返回的良性循环。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基本做到全覆盖。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选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贤是指在地方上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这些人和乡贤文化能否兴盛密切相关,他们是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 |
B.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贤文化是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C.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相对较松,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都由地方乡绅完成。 |
D.“告老还多”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制度保证了乡贤的,使古代乡贤文化能够在乡村代代相传。 |
A.乡贤凭借不同的特质,如学问文章、清明善政、道德品行等贏得百姓的高度认同,并对百姓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乡贤文化。 |
B.如今乡贤文化走向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在组织机构方面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乡贤的作用已大不如以前。 |
C.清代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经常不得不借助乡绅的力量。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
D.在古代,“告老还乡”制度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而如今,广大乡村输出的人才很少会再回到乡村。 |
A.如果没有乡贤,乡贤文化就无法形成。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衰落,要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就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乡贤。 |
B.“皇权不下县”使乡绅在基层社会有了施展才华的广大舞台,县以下广大区域的国家权力的空白主要通过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 |
C.在古代,国家政权和基层民众之间的矛盾主要通过乡绅来调解;如今,乡贤文化衰落,使得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国家权力组织来完成。 |
D.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如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发展仍能具有积极意义。 |
学术研究的“人情味”
钱理群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
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含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有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
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要懂得尊敬人、同情人”。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而这正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今天“铜臭味”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有删改)
请简要归纳本文的论述层次。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类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 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等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请简要分析第二段的论述层次。
①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菜。1821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咯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②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③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作者自己或许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就像你进不了别人的大脑中思考。他需要的可能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什么是美,都在其次。
④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固步自封既然承认文学首先是人学,承认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诗歌也因此具有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由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来安放作者的灵魂。
(选自《读书》2015年第2期,有删改)
如何理解辛波斯卡所说的“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这句话?艺术边界的消失与重建
高建平
①在当代艺术界,有一个很流行的,很具诱惑力的口号: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作品都是艺术品!这真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仿佛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奇幻的新世界,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是艺术,所制作的一切也都是艺术。于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被取消了。
②其实,正像人们在给艺术下定义时所揭示的那样,艺术边界的形成,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过程。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代表着一种对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的特殊分类法。这是依据某种形而上的、心理的,乃至社会的观念所作出的带有根本性的区分。
③不同时期对这种区分作了不同的论述。在欧洲,柏拉图依照一个宏大理论来对艺术与现实作区分,模仿不是再造,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只是外观相似。柏拉图的这种理论,尝试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艺术属于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有着独立性。
④然而,到了当代社会,现成物、日用生活用品,都能成为艺术。艺术不再是特地制作出来的、独创的、成为美的集中体现的物品,而是与生活中的物品“在外观上不可区分”。艺术原有的边界被一下子,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彻底打破了。
⑤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阻挡,这也是时代的潮流。艺术走向大众,大众的趣味进入到艺术之中。美被大规模生产,整个世界被美化。美的全面胜利,带来的却是“艺术终结”的恐慌。
⑥马克思曾经作过一个区分: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式的需要而创作《失乐园》,后来他得到了几英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如果一位作家为书商提供工厂式的劳动,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这一区分很具有启发意义。艺术与非艺术的不同,不在于所制作物品的形态,不在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在于制作者的处境、意愿和姿态。
⑦艺术是在与工艺,与市场,与平庸的重复,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相区别而存在的。它所珍视的,是个人的独创和这种独创的春蚕吐丝式的流露,只要这样的东西还存在,还受尊重,艺术就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精神,它的发挥,就成了真正的艺术因素,它的边界,正是艺术的边界,不管存在于什么媒介之中,也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同样一种物品,如果从独创性的角度来看,它是艺术品,如果从盈利的角度看,它就是商品。这样一种差别,使得艺术的边界扩大了,也缩小了,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也使成为艺术家难上加难。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请结合文章,阐释文末画线句子的内涵。
噪音和价值判断
何满子
无声的世界是悲哀的,这毋庸说;但嘈杂轰乱的噪音也是生态污染,这大概也是常识。于是,人们厌恶扰人清梦的高音喇叭,厌恶令人肉麻齿浮的高分贝的金属锉锯声,厌恶搅得人心慌意乱的喧嚷和吼叫,厌恶涎皮笑脸的无休止的插科打诨,等等。人们即使不是为了公益,只是为了自卫,也有权发发话,向社会作点诉求。听惯噪音、喜欢这种调调儿以及要显得本人大度能容的人物,似乎也正不必讥嘲那些想耳根清净而发话的人。不应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吗?那么有人对听不惯的噪音发点话也无妨纳入多样化多元化的声音里,不必嫉视吧。
当然,噪音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你说城市里放鞭炮吵得人心烦意乱,吓得婴儿惊悸、老人心脏病猝发;他说这是制造欢乐祥和气氛。你说《周易》科学占卜、《麻衣神相》现代化相面是宣传迷信,蛊惑人心;他说其中大有玄妙,是科学尚未究明的超科学。如此等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但也该让大家判断判断,是非尽量求得共识。
城市放鞭炮和迷信活动之类是可以靠行政手段禁止或限制的,当然禁了或限了也很难根绝,有人喜欢这些调调儿,你也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必须加以年月,待全民的文明水准提高以后才庶几能消歇的。有些东西则不能禁,也无须禁,再说,禁也禁不掉。它利弊兼有,影响又广泛,只能容许其存在,但不宜任其泛滥成灾,让噪音弥漫全社会,压倒正声。依靠什么才能做到使噪音收敛呢?恐怕主要要靠舆论力量,靠明智的价值评断争取社会更多的认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导向。
例如,不少娱乐性、消遣性的玩艺,就有大量庸俗甚至恶俗的趣味腐蚀着社会,以其通俗和某些感官效果引诱得大批人“发烧”。如那些与严肃音乐艺术无缘的歌星演唱,蒙面大盗之类的劣等文化,耍嘴皮子玩个梦的痞子腔文学等等。能逗乐,可以化严肃为一笑,有那么一点也可以让人间不太寂寞,也能显示一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化。然而,若嫌这些玩艺泛滥得还不够,曲予辩解,为之鼓吹宣扬;其终极理由则为有这些玩艺至少胜于无声的世界,更以为采取如此的态度才是“有容乃大”,那就纵使不追究价值判断上的问题,至少也应说是过犹不及了。
人们从身历的过去厌恶无声的世界或清教徒戒律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盼望金鼓齐鸣百音并奏不等于要把世界全让给大声怪叫或吱里哇啦的噪音。舞台上少不得有一二小丑做点怪相逗乐,但满台小丑,奉小丑为舞台艺术的极致,总非文化之福吧。
又有一说,市场是不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说是白费神。更多的人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下去,新文化、新道德会自然形成,该淘汰该衰竭的会自行让位或敛迹,一切都会自行平衡,文化也就会自行推向高层次。这种市场经济万能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延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托词。果真如此,则文化价值判断就根本无用,发议论者都是吃饱了撑的。这倒是信奉了黑格尔老人的命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于是人只能俯伏在噪音之前,无能为力,反不如找理由给原已泛滥的低档次文化辩解,努力发现其如何美妙,犬儒主义地迎合时尚,既显示宽容,又自居新潮,才是计之最得者也。“劝君莫忧愁”,实行这一妙计的人是有的。
(有删改)
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对文末画线句的理解。
传统技艺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技术,它富含民众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代表着技艺的精华,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
“生产性保护”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一种保护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目的在于使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生活中持久传承。具体而言,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它一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传统的手工艺,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意趣。
在农耕社会,手工艺始于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和各种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农业耕作所需要的犁、耙、锄,饮食起居所需要的陶罐、簸箕、箩筐,交通运输所需要的担、船、轿,以及织锦、染布、造纸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都留下了手工艺的印记。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手工艺门类越来越齐全。至明清时期,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巧夺天工”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受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不仅手工艺门类齐全,技艺精湛,而且各种物品造型精致,装饰繁缛,极具艺术效果,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审美理想。由此可知,传统技艺是顺应生活的各个环节由低到高,由简至繁,由最初满足人们简单的生活需要到后来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创新和发展的。
作为人类的发明创造,所有传统技艺不只是人们简单的生活所需,更蕴含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木雕、石雕、玉雕、泥塑、面塑给人以美的愉悦,剪纸、刻纸、皮影、年画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手工艺和手工艺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是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的,是人类情感的表达,与艺术、信仰紧密相连,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是人类历史文化延续的见证。它所具有的民生价值、艺术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均是其传承价值所在。
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高价值的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会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因此,融入百姓生活,适应社会变迁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技艺存在的土壤,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有删改)
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对“传统技艺”的表述,不准确的一项是( )
A.传统技艺是采用天然原材料、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生产技术。 |
B.传统技艺是顺应生活环节、由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到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由低到高的生产技术。 |
C.传统技艺是人们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创新和发展的生产技术。 |
D.传统技艺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蕴含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的生产技术。 |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晩,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画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音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相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因此,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越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坚持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的态度并非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理论的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清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
”(午)、“
”(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凭借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有文字学专家对文字内涵缺乏正确的认定,把各种刻记或纹记看作正式的文字。 |
B.原始人类用手势比画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这种表意手段可以帮助理解语言。 |
C.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都是自身民族语言的符号,都和本民族语言相辅相成。 |
D.对没有完整实证材料的事物哪怕理应存在或实际有过,也应该认定其不存在。 |
A.文章重点阐述关于古文字产生时代的不同见解,并做出了古汉字最早出现时代的判断。 |
B.文章第二段提出错误观点并分析其错误原因后,提出“文字产生在语言之后”的观点。 |
C.文章针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先阐释概念,再论证其谬误,然后指出其消极影响层层深入。 |
D.文章末段说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为了证明甲骨文的出现已有相当长的时期。 |
A.我们即使把那些能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的可视符号认作文字,也不能认定文字的产生比语言更早。 |
B.文字的产生是在语言产生之后,不管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都是民族语言的符号和辅助工具。 |
C.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事,而甲骨文存在一些非常简练的书体,所以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
D.作者认为,中国古文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国文字学家中并未形成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