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庞大的集合体，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社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分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和都市文化。

乡镇文化指从农村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数千年来注重礼教伦常就是乡镇文化的结晶，从中分离出来的是山林文化。

山林是隐士栖身所在。逍遥自在、复归自然，是他们的中心口号，佛老思想为这种人类态度提供了思辨外壳，不过，人总要生存，衣食住行须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隐士仍要卷入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这常给隐士心态造成二重性。

江湖文化大体由乡镇文化的下层脱胎而出，指浮浪人特别是游侠的活动。侠没有固定职业，受雇于人，用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战国时代常成为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构成与国家政权对峙的社会势力。汉曾大力摧抑。唐宋以后，侠逐渐分化，一批人以城市为基础，结成帮会，鱼肉平民；另一批人则占据草泽，打家劫舍。因其与封建政教法令相抗，有时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表现形式；而盲目效忠恩主，讲求江湖义气的思想也易为统治势力所利用。“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已升华为社会道德，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汉魏盛唐诗歌有关游侠的题咏，是这种士人心态幻化的结晶。宋明理学兴起，任侠带异端嫌疑，侠义传统却在传奇小说、宋之话本、明清演义中获得发展，表明游侠风气向市民心曲过渡，跟鬼神、清官故事一样，是市民阶级软弱的正义感的显影。

都市文化是异质环境里生成的文化形态。不过中国古代都市常是封建政府所在地，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追逐财利，物质欲望是都市文化的出发点。利欲观念又会不断演进，财利可提高政治权利，物欲中扩展到性欲、情欲。中国城市文化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充分，前一方面不很明显。市民色彩最浓的话本、戏曲，鼓吹发财致富，颂扬自由情爱以至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而民权也仅限于对侵害人身、财产、婚姻等现象的揭露，未提到法权原则上来，更谈不上争取参政权、执政权了。

鸡年吉祥

①201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即鸡年。掐指一算，生肖动物排行榜里，鸡，竟是十二属相中唯一的鸟类。全球人类饲养的鸡的总数在100亿只以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鸡。你知道吗，鸡曾经不是普通的鸟类，而是以非常重要的身份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

②首先，中国历史上曾把鸡抬得很高，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把鸡视为世俗的太阳鸟，对鸡崇敬有加，称鸡为“德禽”。《尔雅翼》中说，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博距者，武也；敌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者，仁也；鸣不失时者，信也。”鸡叫三遍，太阳出来，鸡的司晨报晓，被看成黎明即起的吉兆。鸡便成了划分阴阳两界、送走黑暗，迎接光明的“阳鸟” “天鸡”，吉祥的化身，鸡者，吉也！司晨报晓有天鸡，以鸡煞鬼，除秽驱邪，也是鸡在民俗中的重要角色。

③其次。在没有钟表的时代，雄鸡打鸣是人类的主要计时工具之一，特别是在先秦，人们有鸡鸣即起的习惯。各国的隘口也是闻鸡开关，这才有孟尝君计过秦关的趣事。秦昭王曾礼聘齐国贵族孟尝君为相，后听谗言欲杀之，孟尝君闻讯而逃，至函谷关。因时辰尚早，鸡鸣才能开关，孟尝君一行只好等待天亮。在秦王追兵将至之时，一位素无名声的下士自称会学鸡叫，以骗开城门，孟尝君大喜，命其一试，果然一鸣惊人，余音袅袅。几声之后，远近村落的公鸡纷纷响应，连关吏养的鸡也昂首啼叫起来，关吏揉着惺忪睡眼打开关隘之门，孟尝君一伙便因此趁“鸡”而逃。

④鸡还是入得了画的一种家禽，在我国的造型艺术中，以鸡作为题材，早在新时器时代就出现了。到了汉代，在造型艺术中用鸡作为装饰则更多起来。后来随着木版年画和剪纸的蓬勃发展，鸡被更多的艺术家作为题材，运用到造型艺术中。历代画家中，皆有画鸡高手，画家画鸡，画的是寓意，是心情，是企盼。一幅作品中，只要有了鸡，就会平添许多生机和喜气。

⑤关于鸡的成语很多。“鸡毛蒜皮”“鸡飞蛋打”“鸡犬升天”等；由于鸡与“吉”谐音，“吉祥如意”“吉星高照”“万事大吉”“良辰吉日”成语就应运而生，以此用来表示吉祥、快乐、美好祝福之意。

(1)自从《时间简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知道霍金的人越来越多。青年学人争读《时间简史》，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一则太忙，二则有自知之明，未必看得懂。但我对霍金以高度残疾之身能写出如此经典著作的精神和业绩，却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2)我知道霍金是剑桥大学的，想不到在来剑桥的第二周就见到了他。

(3)7月15日下午，一位青年朋友约我一起去那家有百年历史的ORCHARD（果园）茶室，走过剑河边时他告诉我，傍晚霍金常在这里散步，有时可以遇见他。于是霍金成了我们的话题，我问这位学西方哲学的博士生是否看过《时间简史》，他说看过，但也没有看完。这使我颇感自慰，我的选择看来是明智的。

(4)六时半，当我们从茶室回家又经过剑河边时，忽然我见到前面缓缓驶来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的正是霍金——和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完全一样。

(5)车驶近了，我却呆滞了，是敬仰，是震惊，是凝视，是沉思；都是，或许都不是——在他经过我身边的那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目送着他静静地过去。

(6)这是一个弱小的身躯，稍向右侧倾斜地靠在──或者说是被安放在──轮椅车背上。除了他的目光，似乎见不到他有其他动作。他的目光显得异乎寻常，可以看成极度冷漠，也可以视为显示着超常的魅力。我想走上前去，又下意识地摸着照相机，但我既没有移步，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的背影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　

(7)或许是霍金独特的形象 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随时面对 的死神却依然像超人那样奋斗的人，对他的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更不用说任何好奇的举动或过分的热情表现。

(8)或许是周围的人感染了我。当霍金经过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毫无异样，就连照料他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9)霍金的轮椅渐渐消失了，就像路上无数过往的行人一样。

(10)霍金是不幸的，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了罕见的疾病，要不，凭着他的才华和毅力，他完全能为人类作出更杰出的贡献。

(11)霍金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他也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不，他如何能完成他的著作，如何能继续他的生命和工作？他的轮椅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机械和电脑，他的身前就有显示屏和特殊的键盘，这是IBM公司专为他设计制造的，所以他才能自如地操纵轮椅，才能传达自己的思维，才能延续他的生命。

(12)我更庆幸霍金生活在剑桥，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不必随时面对镜头、鲜花、握手和掌声，不用应付集会、宴请、报告和表彰，因为大家都懂得个人的价值和时间的可贵。

(13)愿霍金在平静中度过他不平凡的一生，更愿世界上其他“霍金”能像他那样幸运。

移动端和网红经济的迅速崛起，一种新型品评大众文艺的标准正在兴起，那就是“有趣至上”。在拥挤的地铁车厢内，在人群熙攘的街头，在外卖小哥聚集的商场门口，甚至于在大学课堂上，当越来越多的人 依赖手机软件寻找片刻欢乐时，这个标准正变得通行无阻。一方面“有趣”被摆到了异常醒目的位置，在 浏览、点赞和弹幕显示它巨大的威力，进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竞相追逐和品评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对 这个社会的实际作用，反倒被忽视而得不到真正讨论和有效定位。

广播电视等现代大众媒介诞生以来，针对普通人势必“娱乐至死”的告诫就不绝于耳，“有趣”基本成 为低俗和无聊的同义词。“有趣至上”被看作文化平庸的新一轮表现。然而另一方面，趣味在商业逻辑中迅 速膨胀，不仅成为绝大多数现代教育和商业的出发点，也成为人们自我辩护、申张生活的重要依据。在此 背后，则是生活的枯燥无聊，消费文化看似丰富多样，实则是千篇一律的巨大不满和反感。

可以说，人们被手机、网络以及背后涌动的数据流包围时，我们正充分暴露在一种叫作“有趣”的空 气中。如何审视和评判它的任务却就此搁置，无从展开。对大众文化来说，这个问题却是必须面对和回答的。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文艺样式，在最初出现时往往需要显出某种“有趣”特质，引起人们关注，构成 后续观察、思考和参与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趣”意味着各色各样的好奇心与无限的可能性， 是人们在深度认知和浅度关注之间的转换阀，连接和推动不同类型注意力之间自由转化，从而将日常生活 中各色状况转化为深入思考的对象。就此而言，“有趣”，不但不低俗，反而是一个社会得以继续生长和进 步所必需的酵母。

当资本在网红经济上高度聚集，由注意力经济和网络直播合力构成的，却是对“有趣”这个转化阀的 无限放大。在利益驱使下，“有趣”被迅速扩展为笼罩一切的评判标准。这一驱赶和放大最终会导致深度认 知和浅度关注间的交流无法顺利展开，一切理由由“有趣”得以转化、从而展开的有意义思考就此停滞。 大多数文艺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的新奇好玩之中。此时的“有趣”也就一跃成为“有趣至上”，垄断人们理解 和转化日常生活中各色喜怒哀乐的可能，成为一种情感和智力上的专制。

如果说，现代之初随着出版印刷兴起，普通人需要随之确立能读会写的意识和技能，以便参与和主导 这一重要社会文化变迁，那么现在，在网络经济时代，我们显然有一系列新的技能和常识有待确立、急需 推广。其中，如何定义和捍卫“有趣”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使之既免于径直等同于低俗无聊的无视，也摆脱资本任意控制和无限膨胀，便是重要一项。至此，将资本操控的“有趣至上”与普通人由日常生活中 形成的“有趣”积极区分开来，也就成为当前这一轮文化形势中，普通人应该具有的新常识。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27 日）

艺术家与匠人

叶廷芳

①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

②同样一件作品，可以出之于艺术家之手，也可以是匠人的作为。但彼此的价值含量或艺术品位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艺术家的天性是创造，而匠人的习性是重复（这里所说的“艺术家”和“匠人”都不在于他们的外在身份，而在于他们的内在实质）。创造凭借的是想象，而重复则是模式的照搬。艺术想象是一种智慧能量的消耗。故那些不同凡响的石破天惊之作，皆出于那些智慧过人（这种智慧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的艺术家之手，它们所透露的审美信息和艺术韵味总是让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知其奥妙，却妙不可言。无怪乎自古以来虽有无数的人画过女人的微笑，却只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让人折服不已，谈论不尽。因为达·芬的大脑不仅属于绘画，而且也属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综合的成分使他的大脑成了经年多汁的“泡菜坛子”，从那里面出来的菜都是鲜美的！难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要求建筑师（西方的建筑师也属于艺术家）掌握11门知识，其中有的知识门类看起来似乎与建筑毫无关系，如医学、心理学等。其实，大脑“灵犀”里有了多种元素的储备，就容易“触类旁通”或融会贯通；有时则经过糅合发酵，酝酿出某种未曾有过的“香醇”，一种艺术中“有意味”的韵致，这就是作品中“灵气”的体现。

③凡是有灵气的作品是不可模仿的，因此原创的美都是一次性的，是不可重复的。这是匠人的局限，尤其是中国匠人的局限。中国与欧洲不同，她的知识和技术传授方式自古以来就不是采用集群性、规模性的学校教育，而是依靠师徒传授制度。这种制度的局限性与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徒弟一般只能就地求师，很少有选择的可能性；他只许跟着师傅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半步。师傅只能教他自己懂得的那点手艺，最后还得留一手；他没有横向联系，不知道现今这一行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他也谈不上什么相关的基础知识，离上述维特鲁威要求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自负的师傅还往往坐井观天，让徒弟高山仰止。在这种桎梏下，一个人即便有某种创造的天性，在徒弟阶段多半就被扼杀了！于是，陈陈相因，不断重复前人，也不断重复自己，成了匠人的习性，也成为他们的宿命。这也许可称为中国的“匠文化”。

④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人员，从来没有享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家”的地位。例如，我们有举世无双的木构建筑，但我们的“鲁班”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工匠”的身份；我们有过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戏子”的地位；我们也不乏世界一流的美术家，他们照样被称为“画匠”！这种培养匠人与贬低杰出人物的“匠文化”的长期延续，造成了我国艺术家相当普遍的“匠人心态”，其主要特征是创造意识薄弱，习惯于承袭前人，仿效他人，重复自己；不敢超越，不敢反叛，从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灵气，而增添了创作中的匠气。须知，灵气乃是艺术个性的灵魂，而匠气则是平庸的同义语。正是这种被动性的匠人心态，我们的艺术史少有更新换代的变革。其实，更新换代才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反叛则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故最近听到一位现代意识觉醒了的艺术家这样说：“传承是一种美德，反叛是我的责任”。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其实是一致的。“反传统”并不是不要传统或不尊重传统，它只是“不重复”传统而已。事实上，正是那些反传统的人才开了新思潮的先河，从而丰富并发展了传统。只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美术中的毕加索、音乐中的勋伯格、舞蹈中的邓肯、建筑中的高迪以及文学中的卡夫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就不难理解，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的文学、艺术家都以重复为忌、为耻，所以戏剧家迪伦马特说：“任何古代大家和现代名家都不应享有让人永远仿效的不公正特权。不过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激发者和对话者。”

（摘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