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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学术研究的“人情味”
钱理群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
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含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有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
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要懂得尊敬人、同情人”。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而这正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今天“铜臭味”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有删改)
请简要归纳本文的论述层次。
学术研究的“人情味”
钱理群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
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含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有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
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要懂得尊敬人、同情人”。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而这正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今天“铜臭味”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有删改)
请简要归纳本文的论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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