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中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围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无气大伤，遭受严重控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撒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