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材料一

互联网长期以来多是用文字和语音进行交流，会有很多缺憾，整个新闻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息影像，而网络直播可以说往这个方向又近了一步，使大家社交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每个人都有表达和展示的欲望，从直播主播的角度考虑，他拥有了粉丝，拓展了交往的圈子，获得了某种身份认同，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刷存在感”。

由于传统电视频道资源有限，因此制作内容的整个覆盖范围受到限制，而直播没有这种限制，其内容可以扩展得非常广泛，比如斗鱼和熊猫最初是游戏直播，现在已经扩展到户外、旅游、唱歌、创业经验交流等方方面面。网络直播没有后期制作的过程，录就是播、播就是看，整个直播过程有很多随机性，有很多不可预见的情况，带来不一样的心理体验。

通常来说，资本会找新兴的领域，未来有发展空间的领域，特别是能够对某些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的领域。目前直播主要和游戏、电子商务结合得更紧密一些，这是资本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因为从整个广播电视发展来看，最初广播出现后对报纸是很大的冲击，再到后来电视又对广播产生很大冲击，而移动直播又是一种新的提升，因此，从资本来看，网络直播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4.33亿，较2018年底增长3646万，占网民整体的50.7%。其中真人秀直播、体育直播的用户规模分别为2.05亿、1.94亿，分别占网民整体的24.0%、22.7%，较2018年底分别增长4.3、1.5个百分点；游戏直播、演唱会直播的用户规模分别为2.43亿、1.16亿，分别占网民整体的28.4%、13.6%，较2018年底基本持平。

（摘编自《CNNIC第44次调查报告：网络直播》）

材料三

经过几年的激烈竞争和严厉整顿，各大直播平台重新调整战略布局，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方针，“下半场”帷幕已经拉开，网络直播该如何发力？

网络直播“下半场”要集中火力促使优质内容向更大流量转换，“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为直播行业提供了良好借鉴，各行各业纷纷探索“直播+”的发展模式。教育直播、电商直播、传统文化直播、公益直播、政务直播等相继出现，“直播+”已成为直播行业发展的新趋势。网络直播为各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方向。“直播+”在内容领域进行垂直化细分后，能为用户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内容，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直播平台引进了各类技术服务提供商，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加入到直播行业中，促使网络直播行业加速实现技术升级，这为行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平台同时又能为用户提供专业的内容和个性化的服务，使用户权益得到保障，极大地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增加用户黏度，提高了直播行业的服务性和实用价值，也为其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发展空间。

当前，直播平台在产品运营和商业运作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经验，主动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可增强竞争力，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广阔空间。特别是东南亚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差异小、用户规模庞大，网络直播平台要充分运用这些优势，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加强优质内容的生产，加快本地化进程，挖掘本土优质的主播，制作和传播符合当地审美需求的内容。要积极寻求和本土企业合作，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营体系，推出与市场相适应的服务。

引进高水平、高精确度、监管力度强的技术，不仅能对网络直播实现准确、高效的监管和把控，还能帮助平台降低人工审核成本，提高监管准确率。2017年以来，“敏感视频搜索”和“视频统计预警”等先进技术为直播行业提供了严密监管。直播平台要通过提升监管技术，进行严格把关审核，不断完善直播监管体系；要有效运用相关技术对网络直播实现全方位的管理。政府、行业、网民也要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其监管体系，创造更多优质内容。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行业要提高自律性，坚守社会底线和责任；阿民要不断提升媒介素养，提高对信息的选择辨别能力。只有各方共同努力，网络直播才能实现健康、绿色、稳定发展。

（摘编自《人民网—新闻战线》）

材料一：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袁花镇，2018年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消息一出，海宁各中小学开展悼念追忆活动。

金庸于1935年从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1992年首次重返家乡时，金庸给学校捐资建图书馆。当地教育部门介绍，金庸生前回乡时曾多次走进海宁校园，自称是学子的“大师兄”，为家乡传递正能量。金庸及其侠义精神，今后将作为海宁中小学名人文化教育传承项目，继续深入校园、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摘编自蒋亦丰《再见了，大侠校友》)

材料二:

(摘编自李阳《一周（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文旅观察:金庸逝世引发全民追思各省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密集挂牌成立》)

材料三：

2007年6月，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并与北大学子交流。整理笔记素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要照着笔记往电脑里敲字就行了，先生的每一句话，落在文字上，根本不需要重新组织语言，语言结构完整同时富有文釆。我想，正因为这样的功底，先生才在办报、写小说、做学问上游刃有余。

让我服气的还有金庸先生那天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有理有据，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最喜欢的还是他写的《袁崇焕评传》，而听完他的演讲，我理解了先生的历史观因何而来。后来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先生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做学问，写小说只是玩玩，这让我知道所谓厚积薄发的境界。

我接触金庸先生时,他已年过八十，刚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学位。金庸先生说，现在的知识早已远离了靠记忆力的阶段，过去，什么东西不懂到图书馆查几本书就可以明白。现在，做学问的关键是要有所创新，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彼时，是2007年，距今已有11年。而今天，创新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摘编自王庆环《时时真诚，事事谦恭——采访金庸先生二三事》)

材料四：

2001年5月，在雅静的南开明珠园，77岁的金庸先生和90岁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重逢了。老友相见格外动情，除了陈先生刚组建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题外，谈论的都是金庸的武侠和江湖。交谈中陈省身说，他最喜欢《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我请教陈先生为何最喜欢黄蓉，金庸先生心领神会地笑着说我小说里的人物，黄蓉是最懂算数的，是武侠中的数学家。”听到这个解释，陈省身先生纵声大笑起来。陈省身先生解释为何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和数学在最高层面是相通的。数学其实也是一门艺术，是关乎心灵与智力的学问，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蕴藏着高度的美感和哲学内涵，这和数学的境界是相通的。温暖的笑声中，两位大师投入和沉浸的表情，加之充满哲学意味的交谈，令人感动和折服。

(摘编自张建星《侠之大者温润如玉忆金庸大师》)

材料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曾摘取自己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创作了这幅浑然天成的对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小说体现的人生观，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小说完成了“经典化”蜕变，融入了对大众疾苦冤屈的关怀，告诉人们包括自己竭尽全力做自己所当为之事，同时渗透着现代精神。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

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武侠文化该怎样发展？

 (摘编自连锦添《金庸﹒带着武侠梦远去了》等）

“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

对   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摘编自刘方喜《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