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移动支付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为58.8万亿元，同比增长率超300%。截止到2017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102.1万亿元。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二维码支付市场的爆发，消费者从PC端向移动端的迁移速度加快。

材料二

自2004年推出支付宝以来，阿里在移动支付领域几乎步步领先，并迅速确立了难以撼动的老大哥地位。而腾讯虽然直到2013年才正式上线微信支付，却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市场份额上的差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迄今为止，微信已经积累了超过10亿人次活跃用户，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互联网用户。胜利的天平似乎正朝着腾讯倾斜。

2018年12月13日，支付宝发布刷脸支付产品——“蜻蜓”，将刷脸支付的接入成本降低了80%，这意味着刷脸支付真正具备了大规模普及的前提条件。短短两三个月后，我们就已经在不少便利店和生活超市看到它的身影。

现在，压力重新回到了腾讯这边。一方面，微信支付需要继续发挥社交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它也亟需趁“蜻蜓”立足未稳，推出一款正面对标“蜻蜓”的产品，抵御其攻势。

(摘编自《雷锋网》）

材料三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城市中国跳过信用卡走向无现金社会》的报道称，在中国城市餐馆，如果用餐者买单，他们更有可能拿出手机，而不是钱包。《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部门“投资参考”对1000名中国城市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说，他们在过去3个月中使用了移动支付平台，城市规模、年龄群体或收入水平对人们使用移动支付平台的影响不大。这反映了移动支付平台的迅速扩张，中国由此正在变成一个无现金的社会。现在，各种移动平台正试图超越扫一下二维码进行零售交易的阶段，向消费金融扩张。然而，事情进展并不完全顺利。中国网络金融服务的扩张导致许多贷款未受到足够监管，还造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尤其几大国有银行，也在积极保护自己的领地。如果这些网络银行获得成功，那么中国的监管机构和传统银行都要适应新形势。

(摘编自《英媒:移动支付普及，中国跳过信用卡走向无现金社会》）

材料四

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国内支付进入银行卡支付时代；不久，随着互联网技术成熟，非银行支付快速崛起。而近些年来，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推动下，移动支付迅速发展起来。2014年，支付宝通过“双十一”，在拓展线上场景的同时，开始进入线下支付场景；而微信支付通过“微信红包”一夜走红，与支付宝形成非银行支付“双寡头”格局。

与此同时，支付产业竞争趋于激烈，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体验良好、支付便捷、服务丰富的移动入口。作为银行业联手打造的全新移动端统一入口——中国银联云闪付APP汇聚全面的移动支付功能与权益优惠，自2017年12月11日发布以来，不到一年时间用户已经突破1亿。在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同时，云闪付APP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

当然，中国银联和银行能否在移动支付领域立足和发展，不能仅看有没有提供一个行业统一入口的移动支付产品，更要看是否可以集行业之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服务。中国银联以云闪付产品推广和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各类场景支付服务的覆盖面与渗透率，真正从产品的开发、优惠的提供、商业的推广等角度出发，在创新和用户体验上下功夫，是支付产业深化金融创新应用、推动零售支付回归便民本源的重要举措。

未来已来，中国银联以及银行业移动支付崛起可期，市场格局或将悄然改变。

(摘编自《移动支付时代，中国银联能否崛起》）

①尽管在工业社会，人口向城市聚集是主要趋势，但在审美感知和艺术消费领域，乡村却有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重塑乡村形象，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乡村生活，艺术大有可为。

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无疑对乡村发展、乡村文化传承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乡村，家风、习俗、礼仪、邻里、建筑，诸此种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常见而容易被忽视的文化资源。可以说，乡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更是情感意义上的故乡，乡村振兴离不开这种文化的支撑。

③而艺术正是提炼和表达这种文化的恰当方式。遍览中外特色乡村建设实例，可以发现：因为艺术，同样是世外桃源，可以有一百种演绎；同样是巴山蜀雨，可以有一百种形态。艺术可以让人们记住乡村生活之美，让人重拾不能割舍的乡愁，满足现代生活的精神诉求。它让乡村人找到自我，愿意住下来；让城市人得到心灵慰藉，愿意留下来。用艺术改变乡村，激发乡村的内在潜能，塑造现代村庄风貌，不仅可以唤醒乡村文化的振兴，更能带动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④用艺术提升乡村价值魅力。艺术是提升产品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建立以艺术体验感知为导引的产品品牌，用艺术设计包装乡村产品，注入体现地域特色的优秀设计元素，是加大力度促进农村产品品牌设计的有效手段。比如四川蒲江的明月村，乡村建设者以纯手工制作和天然矿物釉为特色，在传承唐代邛窑古风基础上，打造“明月窑”品牌。不过四五年间，古老的明月村已成为明月国际陶艺村。

⑤用艺术推动乡村融合发展。结合区位交通、生态资源、人文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利用乡村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生态农业、地域特色旅游等特有资源，建设和发展一批新型复合型艺术乡村示范基地，让传统乡村重放光芒。比如火爆“抖音”的浮云牧场视频，在视频中，推开窗是壮观的雪山，脚下是不断变幻的云彩，晚上抬起头是漫天的繁星。浮云牧场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处景点，如果从成都自驾，可以沿317国道顺路看桃坪羌寨、棉虒古镇、映秀等。这些规划建设，可以推进“文化创意、旅游创新、农民创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融合。采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把艺术乡村典型模式和典型做法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体宣传出去，并广泛传播。

⑥乡村振兴是一项前景光明的崇高事业，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同心同向发力，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艺术为载体，拓展渠道，创新宣传，吸引社会各界能人和各方力量投向乡村。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重视乡村振兴中艺术对人心的浸润，提升农民的思想境界，让每个人在凝视故乡时发现蓬勃之美，能够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内生动力。

⑦如今的乡村是一个有着多元发展可能的空间，用艺术激活资源的优势愈加明显。打造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的艺术乡村品牌，用艺术结合本地的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打造乡村文创产品等，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激活千百年绵延至今的优秀文化传统，呈现中国农民广阔而生机勃发的乡村生活新图景。

（摘编自王勇《用艺术点亮乡村》，《人民日报》2019年1月11日）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煕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