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作了不少论述,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即“物感”说。如《左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已将诗人的创作归结于诗人之“感”。班固在评论乐府民歌时,提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观点,将外在之“事”特别突显了出来。《文赋》与《文心雕龙·物色》则强调了四时物色对人情的感发作用,指出物感是文学创作的起源。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更为完整地将自然物色与社会人事结合在了一起,完善了“物”的内涵。
与前人对“物”之感发作用的一般性阐述不同,苏轼对“观物”与“感物”的理解要更为深入,更具层次性,不再仅仅停留在短暂性的感发阶段,而是将其纳入到了创作过程中更为长期的观察阶段。苏轼在《书黄荃画雀》一文中写道,黄荃画飞鸟,“颈足皆展”,而有人认为“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后经观察证明真的是画错了。黄荃在画飞鸟时,并未掌握鸟飞行时的基本形态,因此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苏轼认为这是“观物不审”的结果。所谓“审”,即仔细、周密;“观物要审”即观察事物时,一定要周密,要实事求是,不可想当然。苏轼曾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正是对“观物不审”的批判。
在艺术观察过程中,苏轼认为,不仅仅着眼于对事物表层形态的寻求,更强调要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苏轼认为,观察事物时,应从其表象的体视入手,进而深入其本质。事物之变乃是常态,要把握这些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但若能深入其中,抓住它们内在的“自然之理”,那么各种变化之态也就不在话下了。在寻求这一“自然之理”的过程中,苏轼十分强调“断之于中”,即看重自己的所思所感,自己的决断,而非迷信前人之说。因此,不论是观察事物之态,还是体悟事物之理,实证性是其根本性的原则。惟其“目见耳闻”,并“断之于中”,才能做到真正的“观物”之“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的“观物要审”说,是与宋代文人发达的“理性”思维密切相关的。有宋一代,学者云集,学者思维渗透入文艺领域,体现出重学识、重逻辑、重实证的艺术倾向。
作为蜀学的代表,苏轼的哲学造诣十分深厚,其文艺观点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自身学者思维与时代风气的影响,体现出浓厚的实证论倾向。他所提出的“观物要审”、“尽其自然之理”,都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生发而来的。然而苏轼并未仅仅停留在实证论的维度上,作为一个天才式的艺术家,他对文艺创作的领悟远超时人,在艺术观察阶段中,他主张艺术家不应局限于用耳目感官去感知对象,用理智去判断对象,更应发挥心灵的作用,寻求更高层次的观察,由此提出了“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和“神与万物交”的观点。
(节选自童庆炳《苏轼文论解读》,有删改)
【小题1】下列有关苏轼“观物要审”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A.在文艺创作中,古人提出的“物感”说是以观物为基础的。“观物”不仅仅指对自然物色的观察,还包括对社会人事的观察。 |
B.苏轼用黄荃画鸟一事说明,在文艺创作中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就要对事物进行周密、仔细地观察,做到“目见耳闻”。 |
C.苏轼认为,在艺术观察过程中,要重视自己的所思所感,通过自己的探索去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不要相信前人之说。 |
D.艺术观察不能仅限于感官感知事物,还要寻求更高层次的观察,运用理智判断分析,进而发挥心灵的作用。 |
A.班固、钟嵘等对文艺创作源于生活的表述仅停留在短时性的感发阶段,还只能算是对感发作用的一般性阐述。 |
B.与前人相比,苏轼对观物、感物的理解更深入、更具层次性,并将之纳入了时间更长的观察阶段。 |
C.苏轼认为,要把握事物之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只要掌握了事物之理,那么这一困难也就容易解决了。 |
D.在宋代文人“理性”思维的影响下,苏轼提出了具有实证倾向的文艺观察理论。这体现了他远超时人的文艺创作领悟力。 |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小题1】下列对于《中华的智慧》一书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书中“中华的智慧”是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是有别于西方智慧的最高智慧。 |
B.张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最早可以从老子的“道”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
C.书中关于老子的研究认为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是老子著作的显著特征。 |
D.著作中提到的“道”,不同于西方的“爱智”,是接近于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概念。 |
A.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分析,最后提出要古为今用,树立民族文化复兴的观点。 |
B.在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大量引用了张岱年先生作品的原文,具体地展示了《中华的智慧》的哲学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
C.张岱年先生认为建构中华智慧谱系的方法就是加强个案研究和建立唯物史观,这也是本文展开充分论述的两个重要角度。 |
D.文章第三段引用《<中华的智慧>序言》的原文证明了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国哲学是富于理性精神的。 |
A.张岱年先生的这本书之所以能真正触及中华智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进行了精当的个案研究。 |
B.因为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上增加了一个价值取向,所以说道家思想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有益补充。 |
C.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孕有出实证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穷理的传统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 |
D.张岱年先生既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智慧的另一种人类文明,同时又主张必须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才能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 |
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确保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尚中贵和,以人为本,注重教化,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只有“异”,才有“和”;只有多“异”共处,才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合成一个丰富多彩而不失自我的整体。只有不断创造“和”,凝聚共识,才是思想文化健康发展之路;也只有高举“和”的大旗,才能赢得更多的文化认同,才能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和”所追求的是“普遍和谐”。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地域与地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等之间的不适与冲突需要调和,使之达到和谐的状态。只有修心养性,养成健康的心理,克制欲望,诚实笃厚,才能达到从个人和谐到家庭和谐,从社区和谐到区域和谐,从国家和谐到世界和谐。在当今各类冲突不断的形势下,要构建和谐世界,实现真正的全人类的福祉,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无疑是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中华文化向来注重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主张以博大胸怀与邻为善,反对妄自尊大,反对恃强凌弱。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各国在互利共赢、相互理解、真诚合作、和平安宁的前提下保持着友好往来和密切联系。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也是建立和平稳定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中国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在坚持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走相互尊重、忍让宽容、和睦相处、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竭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顺应国际潮流而对世界展示“和”理念的集中表达,也是21世纪的中国在继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前提下所履行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支持。以“和”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中国文化热,表明中华文化在新时期的空前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将愈来愈大。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
【小题1】根据前两段,简要分析“和”的作用。
【小题2】结合全文,概括中华文化的特点。
【小题3】根据材料简要谈谈如何构建“和”。
非法艺术社团何以有市场?
最近,民政部在其网站曝光了一批涉嫌非法艺术类社会组织,为帮助普通百姓鉴别艺术团体、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真伪高下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这一举措的积极效果,也不宜作太过乐观的估价。不少非法社团虽然被曝光了,他们的办公场所也可能被同步取缔,但是以非法社团为平台蒙人骗财的社会基础和机制并没有受到多大的触动,非法敛财利益链的运作也不可能就此停顿下来,因此“打假”的脚步不能停止。
那些借助非法艺术社团混世敛财的江湖人物,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画家、书法家的招牌,有一堆“会长”“院长”“理事长”之类的头衔,而且一般都能挥舞三尺狼毫在巨幅宣纸上手舞足蹈地比划几下。进行类似的“表演性”创作时,往往还有过气名人、退休官员站台,有美女靓哥主持。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本质上虽然是缺斤短两、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的江湖行为,做人没操守,行为没底线,哄人没商量,但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高大上的精致包装,感觉上却成了最主流的艺术事业、最高尚的公益行为,诱使大家以自愿购买的方式大把敛财,他们也因此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线上。
即使被发现,大体上也只能像民政部门那样,在自己的网站上曝曝光,最多也不过是协调当地的工商或公安将其办公地点查封了事。这样的代价对他们来讲基本上相当于挠痒痒,稍微化化妆、变变脸,比如将牌子由“中国”改为“中华”、“世界”改为“寰宇”,重新租间房子,很快就可重新开张。比起其巨大的进项,诸如此类的一点儿代价,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用美术作品装点生活、寻求愉悦的审美体验,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但在我们中国,美术作品与百姓生活常常是绝缘的,一部国画书法的历史,基本上是极少数文人自娱自乐的历史;从西方引进的绘画,离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为遥远。
美术作品在象牙塔尖上长期的封闭式循环,导致了普通百姓艺术鉴赏能力和品位的限制,他们对艺术品的欣赏趣味大都停留在“色彩艳丽、脸蛋儿漂亮”的层面上。在这种情况下,对艺术品档次品位的鉴赏评价,就只能转化为对作者身份地位的评判认定了,谁的“官衔”高、牌子响、名气大,谁的作品自然就好。这种审美观表现在市场行情上,就导致了“主席”作品的价码必然高于“副主席”,“副主席”的又高于理事,理事的则高于会员。假如你连个会员也不是,哪怕你作品的艺术功力超越齐白石、高过毕加索,肯定也无人问津,十有八九会被当作废纸一扔了事。
以创作者的名头判定作品的高下,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不仅伤害了优秀艺术家、摧毁了他们的清高和矜持,更为许多虚假“艺术”的登堂入室、呼风唤雨提供了机会。“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规律就是这样渗入艺术界的,名头大得吓人的非法社团就是这样不断问世的。
大众审美观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成形和提升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供给者,艺术品市场的这种现状,就使书画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分化、江湖化、劣质化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现实;不会写字的书法家、不会画画的艺术家纷纷粉墨登场,与真正的艺术家展开胜算更大的竞争,也就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常态。
不得不说,民政部门的打假很有必要,它能缩短解决问题的进程,推动普通百姓的审美观尽快成长与成熟起来。
(选自《美术报》,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归纳本文的论述层次。
【小题2】文章第5段提到齐白石和毕加索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小题3】请结合文本内容,概括非法艺术社团有市场的原因。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是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大团圆”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特有的,并且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大量出现,其形成与华夏民族的尚圆观念有关。 |
B.“大团圆”审美心理在戏曲小说中以申冤昭雪、报仇雪恨等形式出现,“大团圆”结局则需要借助梦境呈现。 |
C.受“大团圆”审美心理的影响,中国的悲剧往往缺乏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和使人触目惊心的震撼。 |
D.“大团圆”审美心理体现了审美对传统规范的崇尚、迎合和屈从、妥协,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在技能方面向圆熟精致发展。 |
A.第一段以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为例,重点论证讲究“团圆之趣”是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
B.文章3-5段主要从“易、道、禅”三个哲学角度阐述了“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 |
C.文章先指出“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审美心理现象,接着进行相关阐释,之后又揭示了“大团圆”的美学内涵。 |
D.最后一段主要从两方面论证:“大团圆”使中国古典文学领先于世界,同时也遏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
A.智慧的华夏初民逐渐形成了“乾为天,为圆”的先进观念,对天的崇拜导致了他们对“圆”的崇尚与亲和。 |
B.“圆”为佛家所推崇,主要是因为“圆”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满足。 |
C.华复初民之所以把天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是与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多寡分不开的。 |
D.在古代中国,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理想规范,它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圆态。 |
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升级换代的诱惑无处不在:这些诱惑来自于更薄的手机、更时尚的笔记本电脑、速度更快的掌上电脑等。
但是不断追求更好的电子产品所造成的后果正在显现。每当我们丢弃旧的显示器时,它就成了潜在的危险垃圾。
业内人士探讨如何处理“电子垃圾”的问题已3年之久,情况却还在不断恶化。国际电子回收企业协会说,现在美国人每年要丢弃200万吨电子产品(包括5 000万台计算机和1.3亿部手机),到2010年,每年丢弃将近4亿件电子设备。
环保人士说,越来越多的电子垃圾在美国以及国外的垃圾场和河流中缓慢地降解,对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威胁。计算机、电视机和其他先进设备中都含有神经毒素和致癌物质,如金属铅和铍,它们会通过燃烧或是以灰尘形式渗入水路和空气中。目前电子垃圾已成为美国数量增长最快的一种固体垃圾,据美国环保局的数据显示,技术产品中的铅占美国垃圾含铅量的40%。
多年来,美国把旧电脑和电视机海运到中国,人们拆卸这些垃圾以获得废料。但随着不断升高的电子垃圾所造成的威胁超过了中国的容纳和处理能力,美国的决策者和制造商正努力制定一个普遍性的方案来解决该国最新的环境难题。
美国环保局固体垃圾和紧急情况处理办公室执行助理主任托马斯·邓恩等草拟了一份涉
及范围更广的电子垃圾回收计划。他说:“现在我们将电子垃圾视为一个问题,许多国家同样如此,这是防止环境污染采取的行动。”
监控全球有毒垃圾贸易的巴塞尔行动网络协调人吉姆·帕克特说:“电子垃圾危机的确存在,当我们采用那些廉价且污染严重的填埋办法时,美国在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欧盟已经下令,截止2006年夏,在电子产品中要分阶段停止使用几种有毒物质,而到今年夏天,电子产品制造商必须建立一套回收过时的危险产品的系统。
加州已经事先通过了全面的电子垃圾法规:比如1月1日起,该州的电脑和电视零售商必须支付6~10美元的回收费以回收那些废旧商品。其他州也有类似举措。
某些高科技厂商也自行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处理措施:惠普公司保证不再将电子垃圾运往国外,而戴尔公司也同意不出口旧电脑,不拆解或填埋。惠普和IBM公司均以13~34美元不等的价格回收任何个人电脑,有的回收公司说,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拆解一台电脑需要花费4~20美元。
这些公司都求助于回收企业,例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RetroBox公司。自7年前成立以来,该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其负责人斯坦普·科尔宾说;“除非我们想在世界上占领一个小国,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垃圾填埋场,否则我们必须处理好电子垃圾问题。”
(摘自2005年2月7日《参考消息》)
【小题1】下列对“电子垃圾”概念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电子垃圾是指那些需要升级换代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等电子产品。 |
B.电子垃圾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电子产品而丢弃旧的显示器而造成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垃圾。 |
C.电子垃圾是指人们丢弃的手机、电脑等具有潜在危险的电子产品。 |
D.电子垃圾是指人们丢弃的那些具有毒害作用的旧电脑、旧电视等电子产品。 |
A.美国是产生电子垃圾的大国,美国人现在每年要丢弃200万吨电子产品,到2010年,每年达到4亿件电子产品。 |
B.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电子垃圾输入超过了中国的容纳和处理能力,美国制定了一个普遍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一环境难题。 |
C.欧盟非常重视电子垃圾的污染问题,将在2006年夏天建立一套回收过时的危险产品的系统和停止在电子产品中使用有毒的物质。 |
D.虽然人们不断地讨论如何处理电子垃圾问题,但由于人们诱惑于升级换代,电子产品更新频繁,潜在的危险垃圾不断增加,所以电子垃圾问题日趋严重。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政府与社会携手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治理创新。欧美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BOT(建造一运营一移交)模式,引入私人资本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由消费者支付费用,解决政府资金短缺问题;另一种是PFI(私人融资计划)模式,政府招标私人资本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由政府用公共支出买单,重在提高政府支出效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但随着其深入发展,外来理论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指导我国的实践。为此,我国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复合创新,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实现了实施对象的超越。基础设施以及相关公共服务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型,如道路交通、市政工程等;二是社会型,如养老、教育、文化等;三是环境型,如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西方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常以单个项目为主:BOT模式多见于消费者付费的经济型项目,PFI模式多见于政府付费或补贴的社会型和环境型项目。与之相比,我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通常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项目,如“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经济型项目和社会型项目的结合。即使是以某一方面为主导的项目,也常与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捆绑起来开展。我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社会资本过多关注经济型项目、忽视社会型和环境型项目;相关的项目评估也已逐步超越单纯的经济考量,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实现了实施主体的超越。在西方模式中,社会资本通常是以单一主体的形式与政府开展合作。而我国参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常以联合体形式出现。其中,有的是跨行业跨部门联合,比如园区项目通常包含市政建设、环境保护、文教旅游等多个部门;有的是供应链上下游联合,比如一些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项目常常包括金融、规划、建设、运营等企业;也有的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联合。这种采用联合体形式、组建大PPP项目公司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治理创新意义。经过正确引导,将可能发展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经济组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正在实现实施过程的超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最终绩效不仅体现在融资和建设环节,而且体现在运营维护环节。相应地,社会资本参与项目的长期竞争力更多来自其在运营维护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当新我国参与合作实践的社会资本大多是建造或制造企业,建设施工能力强,但运营维护能力较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硬件”项目将逐步减少,服务运营“软件”项目将成为主导。这对许多以建设施工见长的企业提出了加强服务运营能力的转型要求。可以预见,经过PPP项目的磨炼与考验,这些中国企业将会实现建造业运营化、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运营”“中国服务”拓展,进而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摘编自《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创新与超越》,201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由于需要解决政府资金短缺和提高政府支出效率的问题,欧美政府分别采取了PFI和BOT两种模式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 |
B.BOT和PFI是欧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最主要的两种模式,在中国应用普遍。 |
C.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更加重视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
D.鉴于西方模式以单一主体的形式与政府开展合作存在某种缺点,中国复制创新出联合体形式。 |
A.文章从实现了实施对象、实现了实施主体、正在实现实施过程的超越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
B.文章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为立论前提,并由此指向了我国对这种模式复合创新的问题。 |
C.对于“实现了实施对象的超越”,文章先交代基础设施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类型,并进而阐述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模式及其各自的优点。 |
D.为了阐述“正在实现实施过程的超越”的观点,文章采用了举例论证方式。 |
A.若经过正确引导,就会发展出颇具创新意义的混合经济组织,给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注入活力。 |
B.若西方传统模式在中国没有水土不服,就可能不会出现对PPP的复合创新并进而对其超越。 |
C.只有提高运营维护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让社会资本参与项目长期保持竞争力。 |
D.经过PPP项目磨炼与考验的某些运营维护能力较弱的中国企业,会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
作为敦煌艺术结晶的莫高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其载体和见证。
第一,敦煌是最先接受外来思想的地方,也是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佛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是经敦煌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间接经过中亚和西域一带的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最早的汉文佛经也不是从梵文、巴利文直接译成汉文的,而是经过中亚和西域一带的“胡”语译成汉文的。这是因为当时既懂梵文又懂汉文,而且还精通佛典的人实在太少了。可喜的是,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梵汉对照佛经,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智度论》《妙法莲华经》等,这些佛经均附有梵文原经。而这些梵文原本,在印度早已散佚。现在就有可能利用这批梵文本再次翻译,修正古译本的缺点和不足,以便人们更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另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署名为马鸣、龙树、世亲等所著的佛经,他们都是古印度佛教大师。这些典籍的发现,为学者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汉藏佛教交流,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影响都提供了新的课题。
第二,莫高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从印度发祥后不断东传,在传播过程中开凿了许多石窟寺,莫高窟就是其中之一。从莫高窟早期洞窟看,带有较为浓厚的西域、中亚风格,但也显示出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后,中原风格渐渐产生较大影响,并在内容、形式上与印度、中亚、西域风格融合,形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敦煌石窟艺术。除了佛教这一世界主题外,敦煌的艺术也是世界的,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出了萨珊伊斯兰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另如敦煌壁画中最有名的飞天形象,是中外文化交流相互借鉴的代表。飞天出自印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雕刻和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飞天形象。随着佛教的东渐,飞天也随着丝绸之路飞越千山万水,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犍陀罗,吸收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艺术之后,形成了最早雕刻佛陀形象的犍陀罗艺术,然后又进入西域。到了十六国时期,又从西域继续东传,飞越玉门关、阳关,才在莫高窟落户。
在古代中国,飞仙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国固有的,就是指羽人,是神仙家思想的产物;另一个是印度传来的,是佛教天人。南朝大墓中的戏龙、戏虎图,都是羽人和天人并存于同一画面上。这种羽人和天人并存的情况,在敦煌中也有发现。由此可知,羽人进入了佛窟,天人进入了陵墓。这种情况,既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反映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敦煌飞天,既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歌舞伎为蓝本,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从而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
总之,莫高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摘编自刘进宝《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佛教是从印度经过中亚和西域一带的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间接传入中国的,而景教、摩尼教则是直接传入中国的。 |
B.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古印度佛教大师所著的佛经,这些著作的发现为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内容提供了新的思路。 |
C.莫高窟早期洞窟异域风格比较浓厚,只是后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与印度、中亚、西域风格融合,形成了敦煌石窟艺术。 |
D.中国本来就有的羽人、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天人是古代中国两个飞仙传统,后来这两个传统相互融合,形成了敦煌飞天艺术。 |
A.莫高窟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佛教和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莫高窟可以找到印迹。 |
B.当时既懂梵文又懂汉文、而且又精通佛典的人很少,所以最早的汉文佛经是经过中亚和西域一带的语言翻译成汉文的。 |
C.“除了佛教这一世界主题外,敦煌的艺术也是世界的”的意思是,佛教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敦煌的艺术也将走向世界。 |
D.南朝大墓、敦煌艺术中的羽人和天人共存形象,既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人们的需要,又反映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 |
A.一些佛经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散佚,在敦煌文献中却有这些佛经的梵文原经,这些文献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 |
B.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壁画上的玻璃器皿以及飞天形象都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结晶,在它们身上兼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子。 |
C.飞天在公元前二世纪印度的雕刻和壁画中就已经出现,后来佛教渐渐传入东方,飞天也随之历经很长时间、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后进入了中国。 |
D.南朝大墓中的戏龙、戏虎图,都是羽人和天人并存于同一画面上。这一现象说明,在南朝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以及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 |
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任何时代的近现代史都是史学家的研究中心。史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成为文字狱和其它变相文字狱的主要对象。清代的文字狱几乎等于历史狱。朴学反是,以经常为中心,以小学(文字学)的训诂、音韵为附庸,在其范围内的诸子、古史考证、地理、方志等等,都和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系。清代顺、康、雍、乾文网太密,文字狱大兴之后,史学因为首当其冲而大衰,考证学因为可以避祸而极盛,便是明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经的时期太长,君主权威无限大,一切都被严密控制,学术界便越来越明显地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怪现象:现代史成为空白点,近代史成为薄弱点,古代史成为集中点,越古越厚,越今越薄,甚至有古无今,许多学者都成为“信而好古”者。这自然是由于统治者极端专制和极端愚民造成的,而学术界死气沉沉,学术家畏难避祸,以古代史为防空洞、避风港,也是无法辩解和否认的原因。ZXXK]
明末清初许多伟大的史学家,在国变之后,毅然决然地集中毕生精力,就亲身见闻去私编《明史》。《明史》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当时,从学术界老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万斯同、全祖望等大史学家,多专心致志私著《明史》,把私著《明史》看作高于一切的神圣的任务。黄、万、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因为在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敢于写到“今上”,即当代史。在明代以前,如后汉初修的《前汉书》,唐初的官修《隋书》,元初的官修《宋史》等,均属隔代修史,而且由于官修,那是根本谈不上史德问题的。在清代以后,如民国初年以清朝遗老为主官修的《清史稿》,等于清王朝的奴才为清王朝的主子服务,也是可鄙的。只有明清间的一大群史学家敢于不惜牺牲、无所畏惧地私著信史实录,确为难能可贵,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这也可见史学是以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历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是大智大勇者,缺乏勇敢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小题1】下列说法,不是导致学术界产生“怪现象”的原因的一项是
A.中国史学多属于隔代修史和官修,无法做到信史实录。 |
B.史学的研究中心与政治现实有直接联系,容易触犯政治禁忌。 |
C.史学家畏难避祸,缺乏直言事宴的勇敢精神,于是转向考证学和古代史研究。 |
D.中国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权力,采用了极端的愚民政策,严密控制学术研究。 |
A.清代的考证学极其兴盛,是由于顺、康、雍、乾大兴文字狱后,史学研究大大衰落造成的。 |
B.朴学研究不易酿成文字狱,因为朴学以经学为中心,以小学的训诂、音韵等为附庸,它的各方面内容跟政治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
C.明代以前,后汉初修的《前汉书》,唐初的官修《隋史》,元初的官修《宋史》等,其史学价值都在官修《清史稿》之上。 |
D.黄、万、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崇高,是因为他们私著《明史》的成就达到了司马迁《史记》的高度。 |
A.明清间一群史学家私著《明史》,表现出他们尊重历史事实,勇于牺牲的可贵精神和品格。 |
B.《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是个大智大勇者,敢于记述当代史实。 |
C.一个编史者,既要有才智识见,又要有编修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史的经历,更需要有勇敢精神,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
D.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但隔代编修或者出于官修的史书,往往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缺少学术价值。 |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唐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陈子昂的《感遇》38 篇,通过“幽居观天运”思考人类生死、朝代兴没、世情播迁,探寻自己在“天运”“物化”中的位置,寄托了冀遇良时、奋发有为的壮心。开元诗人以同样的思维方式观察天道人事,感到的则是“明圣不世出”“千载一遭遇”的庆幸。这就大大拓宽了创作者的胸怀和视野,激发起及时建功的热情,以及对光阴的加倍珍惜:“日月千龄旦,河山万族春。怀铅书瑞府,横草事边尘。不及安人吏,能使王化淳。”“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放眼千载,满目河山,无论是在朝廷、边塞还是地方,都可建立使人民安定、风俗淳朴的功业。站在这样的高度观察时代、审视自我,使开元诗人树立高远的人生目标,也使他们的诗歌情调更为爽朗,境界更为宏阔。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中,李白在《古风》中提出乘时而起的创作主张:“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唐玄宗早年励精求治,李白也和多数诗人一样,认为开元年间已经复兴了尧舜垂衣而治的太平之世,看到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像鲤鱼一样跃过龙门,写出文质兼备、光彩辉映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像孔圣那样总结一代的政治文化,令著述照耀千秋。李白在此赞美盛唐诗坛群星灿烂的盛况,表达盛唐文人开创“文质相炳焕”一代诗风的共同使命感,以及登上文化高峰的强烈自信心,正是出于不愿辜负“休明”时代的自觉性。
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同样是出于“忠臣词愤激,烈士涕飘零”的创作激情。他怀着期待国家中兴的热切希望,用诗笔记录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事件,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官府诛求和战场血泊中呻吟的苦难命运。正因如此,他的诗歌被后人誉为不朽的“诗史”,在千载之下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唐时期,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时的唐朝已经处于衰世,诗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陷于多重矛盾和危机中的社会。因此白居易指出诗歌的作用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并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见,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文学高峰的产生都与诗人们为时代而创作的自觉使命感密切相关。
(节选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为了治世乱世的文学都取得极高成就,文人们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
B.开元诗人观察天道人事的思维方式同于初唐,故未拓展胸怀仅激起建功热情。 |
C.唐玄宗早年,盛唐诗人也和李白一样,希望像孔圣那样总结一代的政治文化。 |
D.李白、杜甫、白居易具体创作各自不同,但都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自觉使命感。 |
A.文章从治乱两个方面审视文学创作,深入阐述了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 |
B.文章援引丰富事例以论证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 |
C.文章在论证中以大量篇幅阐述李杜的创作,彰显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 |
D.对于文人使命感,文章先总述,再逐层分析,最后强调其与文学高峰的关系。 |
A.若初唐文人创作不能体现时代风貌就可能形成不了文学社会繁荣一致的盛况。 |
B.开元诗人感到,在朝廷、边塞、地方都可建立使人民安定、风俗淳朴的功业。 |
C.只要不负“休明”时代的自觉性,盛唐文人就能开创“文质相炳焕”的诗风。 |
D.唐代文学高峰给人启示,诗人为时代创作的自觉使命感与文学高峰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