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18日，各博物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向博物日献礼，以显现出对社会的诚心和用心，可是，日前因为个别博物馆用“抖音”恶搞中华文物经典，而让博物馆蒙羞和难堪。

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有不可复制和难能可贵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因此，用博物馆的方式来保存这些优秀的文物和艺术，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其魅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认同。博物馆因此成为国家的祠堂和祖庙。人们进入到博物馆之中的感悟与流连，则是对文化和艺术所表达的基本的尊重。

博物馆在面对诸多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应是维护文物的尊严，其中包括对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所以当面对“断臂的维纳斯”曾经有数十种“植肢”方案时，最终选择的还是保留原状。显然这里的“断”的残缺是最美的，而不管哪一种方法使其恢复，都可能破坏她在人们心目中存留的那种独特的美。这就是博物馆的价值观。也有好事者通过现代的数字手段使其断臂重生，这至少是难以获得博物馆认同的。面对历史和艺术，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断臂的维纳斯在今日的中国，可能早就“活起来”了，像“抖音”中的那些抖动的秦代兵马俑。

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凝固的形象正代表中国艺术的精华。凝固的庄重，静态的庄严，所表现的是中国艺术在表现上的瞬间把握，这个瞬间的定格是中国美学的精气神。可是，“抖音”中的恶搞，颠覆了中国文物经典的社会认同和博物馆的价值观。文物“活起来”有专业的内容和专业的考虑，不管任何方式的“活”，都不应该让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尊严受伤。同样，“活起来”也有高下、雅俗。缘起于台湾故宫让那些帝王“活起来”的卖萌，像传染病一样正蔓延在中国文博界，显现了这个时代中的文化悲哀。

在中国的现实中，在大众娱乐生活的范围内，“活起来”的代表有广场舞，但是，国家大剧院不能因为“活起来”而把广场舞请进国家殿堂。博物馆是公众心目中的殿堂，是需要仰视和行注目礼的。因此，与博物馆相关的文物“活起来”绝对不应该是“抖音”的那种表现方式。博物馆对于科技手段的应用，应坚持在主业上的运用，而非歪门邪道，剑出偏锋。不能用“抖音”中那些社会嘈杂的“三俗”之音来惊扰博物馆殿堂的静谧。

科技让文博长上了腾飞的翅膀。然而，应恰到好处而非显摆雕虫小技。2011年2月，美国塞克勒美术馆与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联合主办了“历史的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巡回展，该展借助新的技术将被破坏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的原貌予以重现，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临其境，还有破坏者的忏悔。而“抖音”所表现出的是低级的不足挂齿的科技手段，其创意来自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经典之作《博物馆奇妙夜》，是美国人早就玩过的，其低下的创意水平更让科技界蒙羞。

（摘编自陈履生《“抖音”以“三俗”抖掉了中国文化的尊严》）

明清时期契约文书数量多种类丰。各类契约文书的规范化和格式化，意味着民众的契约实践及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与运作机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普遍化和统一性，形成了跨地域和制度化的特征。

传统中国契约基本框架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性质的契约。从先秦时代的盟誓或盟约，到秦汉以降的约法，如《约法三章》《约法十二条》等，均为统治者单方面向民众宣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约”。二是私人之间通过合意缔结的契约。其种类和内容基本覆盏社会生活各领域，婚姻、交易、借贷、合股等以私人合意来建构社会秩序。三是介乎前两种间的具有建构共同体功能的契约，如家族或宗族、村落、商行及会社等制定的“约”。它们既有倡议者单方面宣示的“约”，也有参与者共同合议的“约”。这种类型的“约”，不仅具有支配性与合意性的混合因素，还体现了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交叠的结构特点。就此而言，明清中国除了有通过法律建构与维系的身份社会，还有一个建筑在契约制度和礼俗习惯上的民间社会。因此，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集身份、契约、礼俗于一身的复合社会。

这种民间契约秩序的形成有其原因。

其一，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小家庭为政治基础（赋税徭役）和社会基础（秩序结构）的局面。这种小家庭“共居同财”和“敬宗收族”，体现了法律及伦理的双重要求，唐宋以降“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普遍存在，但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竞争和经济交往，仍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特点，是婚姻、田土、钱债、合股等常规契约得以滋生的领域。而笼罩在小家庭之上的宗族和以家族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则成为法律难以深入管治的领域。于是，用以填补这一领域的宗族和村落层次上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便运用而生。

其二，朝廷“基础权力”相对薄弱，不具备深度管治基层社会的能力，难以为民间契约实践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朝廷正式权力止于州县，州县在人员不足、经费匮乏及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官府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

其三，朝廷疏于制定婚姻、田土、钱债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法律典章，缘于没能力严格执行采取“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严格管控命盗犯罪，相对放任囯土细故事宜。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有社会自生自发因素，也有朝廷自觉撤退因素;表明朝廷不愿意也很难制定全面规范契约活动的法律。明清里老介入解决婚姻、田土、钱债等纠纷，主要依据契约协定，情感、礼俗、惯例等也是重要参考。官府通常采取“民不告，官不理”态度，仅在私人契约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的场合才会适度介入。即使民告，官也未必理，很可能将案件推给民间社会，让其自行解决；即使官理，也往往采取“调处息讼”方式解决纠纷，而非依法裁判。

明清时期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措施，贴近生活实际，有其独特地位、功能和价值。

摘编自徐忠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

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取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2011年泰国发生洪灾，淹没了众多生产企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且，控制需要拥有清晰职责边界的响应组织。后工业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强大的跨界性使清晰的职责边界变得形同虚设、破绽百出。

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网络化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沿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扩散、蔓延，形成一个异常纠结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危机也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应对网络化危机需要采取网络化模式。公共危机的应对不仅是每个社会单元的职责，还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各个相关主体之间要形成密切协同关系，特别是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对公共危机开展有效的共同治理；最后共同享有公共危机治理的收益与成果。

（摘编自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

“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生活”。一般来说，生活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人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既指人当下的生活，也包括人整个一生的全部生活。因此，生活即人生，美好生活既指当下生活美好，也指一辈子生活美好，即美好人生。这就是中国古典“五福”幸福观所表达的意思。

人的生活受家庭、社会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其状况更直接取决于生活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影响生活状况的主观条件包括许多方面，而其集中体现就是人格。人格是一个人人性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它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生活得好坏来说至关重要。有好的人格才会有好的作为，有好的作为才有高品格的生活，而这种高品格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

人格由观念、知识、能力、品质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教育、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人格是剃断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实现的程度。人性包括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规定性。是由这些潜在规定性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整体，而谋求存在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尽相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并通过人格见之于人生。

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成熟，人格的发挥则是人的生活，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现实生命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人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个结构中，人格是关键性因素。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行为——满足。而在人这里，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需要——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积极结果，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发展。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实现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并具有一贯性。

(摘编自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

不“泥其迹”，要“师其意”

①如今，借助网络平台和广播电视，时代先锋、道德楷模、航天英雄、奥运冠军乃至商界精英、大众明星等“人们心中的偶像”正在走进“寻常百姓家”。他们的奋斗人生，是青年人最好的励志教材。他们的经验教训，是青年人健康成长的有益指南。

②不过，也听不少青年说，榜样的人生令人感动却让人难以效仿，心生敬佩却难以企及，心生羡慕苦于无门“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不可能拥有航天英雄们的机遇，也很难创造奥运冠军们的辉煌，不会也不期望遭遇“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丽莉那样献出生命和健康的“非常瞬间”甚至于，许多人也可能缺一点“草根明星”的幸运。但并不是要克隆人生、复制成功，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面对榜样人物，我们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片面、机械地模仿。

④齐白石曾有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也说过：“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就像模仿永远成不了经典、做不了大师一样，“模仿”得了他人的人生轨迹，却永不可能超越别人，相反，还可能迷失方向。

⑤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学习，不是跟着他人亦步亦趋，而是要善于汲取他人的思想、经验、教训，学习他人的精神、意志、品行，从而借助榜样力量，修正自己的方向，追逐自己的梦想，最终找到自我，成就人生。

⑥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总是怀着“捷径”心态，就会走弯路。榜样人物就是人生的加油站，激励我们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一个人要走向成功，必须坚守、努力、勤奋。感叹“神女”刘洋的幸运时，可曾知道这“幸运”背后写满了她付出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惊喜孙杨的碧波奇迹，可清楚“奇迹”背后是他16年不懈的努力、每天15000至20000米的超强训练量?羡慕比尔?盖茨的财富人生，又有多少人了解他在创业前就已有编程7年的经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学习榜样，就是要学习他们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艰辛的付出。

⑦学习榜样人物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唯有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才能明白“我要到哪里去”，以及“我如何去做”。王潮歌有句人生感悟：“弄明白自己的长处，一生不愁。”对照榜样审视自己，用他们的意志磨砺自己的意志，用他们的精神振奋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强大。

⑧成功是学习的馈赠，不少失败往往源自机械克隆与简单拷贝。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善于学习、坚持积淀，等到有知识、经验或智慧向外“吐”的时候，花就自然开了，柳也就有了浓荫。

⑨京剧大师郝寿臣曾告诫弟子，“把我捏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捏碎了成我。”对于每个人来说，贵在从别人身上汲取营养，成为独特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锻造成-把不同凡响的好剑，在时代的风浪中所向披靡，收获精彩的人生。

(选自《人民日报》作者：桑林峰)

传统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兼容

阿里巴巴金融对小微企业实行贷款，目前已有了几十万家用户借助这个平台完成了贷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不断蚕食，传统金融行业如果不利用大规模的电商交易数据建立信用模型，将会很快被时代所抛弃。实际上，信用模型的建立并非偶然，它受到技术、资金、设备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其中最易被忽略、但却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社会关系诚信资本的原始积累。

成功企业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诚信资本原始积累，腾讯微信从一开始的大量用户的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发展，先是社交平台后来发展到支付平台，最后是理财，最终涉足金融领域，这些都和社会资本初步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社会诚信资本，才会有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聚集，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分析。针对金融服务领域，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能够提升对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双方借贷的成功概率，有效降低违约率，降低交易成本等，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它需要被银行所重视。

虽然小微企业的年均银行贷款金额的攀升速度比较快，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满意度仍然很低。对于信贷来讲，传统金融理念与普惠金融内涵有着较大差距，惠普信贷重视社会性和公益性，旨在解决中小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而传统金融则注重盈利性。中小企业贷款，由于抵押担保的信用程度比较低，信息出现了极大的不对称，贷款机构的风险成本相对而言较高。此外，中小企业贷款的额度一般较小，因此，在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金融，显然并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政府为了推动惠普金融的发展采取了多种奖励措施，但是仍旧不能有效弥补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而出现的风险和效率损失。

营业点数量少、业务经理人数有限是国有银行推行普惠金融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互联网的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为惠普金融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机遇。近几年，银行作为电商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缺乏主动性，加上完全脱离了银行支付形式的支付宝等新的操作更为便捷的支付形式的出现为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中流砥柱，急需借助互联网来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应对互联网金融下几何级增多的客户量。传统的商业银行逐渐开办网络银行办理业务，同时紧跟互联网潮流开设了各自的银行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开放与连接。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中的难点就是信息成本较高，而双赢的互接平台可以解决该问题。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在不断壮大，其所拥有的大数据优势，使得供应链金融可以得到高效发展。供应链金融脱离了仅仅针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过深化和中小企业的合作，结合贸易背景实行真实的审查，在中小企业交易中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资产基础上，提供配套金融业务。在电子商务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基础上可以极大解决融资流程中原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和担保困难等问题。

（选自《互联网金融之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现在与未来》，有删改）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怎样坚守现实主义精神

李跃森

①作为当代生活的直观反映，现实题材电视剧是各种文艺思潮的汇合点，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一个多变的文化环境中，求新求变自然会成为电视剧创作者首选的应对策略，但不管潮流和风尚如何变化，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应当始终如一，这就是对真实性的终极追求。然而，现实主义不是跟在现实后面亦步亦趋。现实中总会有一些喧哗和噪音，也会有一些难以把握甚至难以理解的问题，这就需要艺术家们敏锐地观察生活，睿智地分析生活，写出自己独特而深切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面入手，来深化现实主义精神。

②首先，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观众真正喜欢的，是那些反映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作品。有没有积极介入生活的态度，检验着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成色。现实题材电视剧只有真正发掘出那些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在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提炼，用艺术的方式加以呈现，才能恰切地把握住公众的兴奋点。回避导致虚假，而能深刻揭示人们面对问题时积极向上的力量、追求幸福的艰难曲折过程，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③其次，要善于发现创作中的盲点。一方面，要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寻找那些别人没有表现过的东西。比如《猎场》通过猎头公司经理人充满戏剧性的职业生涯，表现人性的沉沦与复归；《小别离》聚焦“中学生留学”现象，让观众在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中获得思考和启示。这些作品的创作触角伸向了以往一些没有表现过或很少表现的领域，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观赏体验。另一方面，要从大家耳熟能详的老题材、旧素材中发现新意、开掘价值。比如《初心》没有表现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的落差，而着力表现人物与环境、人物生活与内心的高度统一，由此塑造了一个富有光彩的将军农民形象。同样以表现人物的性格魅力见长，《阳光下的法庭》描绘了一个温柔、知性的女法官，让一部严肃的法制题材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温度。

④再次，要敢于面对艺术创作.上的难点。当前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将中华美学精神、中华审美风范与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用民族化的艺术语言打造出具有独特个性和价值的作品，从而走向世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宗白华先生曾概括说，中华美学有两种境界，一种是空灵之美，一种是充实之美。这两种境界在电视剧中如何体现?如果艺术家表现的内容过于空灵，难以抓住观众又该怎么办?再有，中华美学讲究意境，而意境在电视剧中应该怎样表现?还有，中华美学讲究天人合一、含蓄蕴藉，而电视剧要追求戏剧冲突的极致化，怎样把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和谐地统一起来?这些课题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概括，也需要艺术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⑤归根结底，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现实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需要有温暖人心、启迪人生的正面力量，需要秉持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出来的优秀影视作品。这不仅体现为情境和人物的真实，而且应该体现为一种有意味的讲述方式：既能感染观众，又能触动观众；既能产生娱乐效果，又能激发深刻思考；既能展现多样化的生命状态，又能促使观众心中形成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2019年5月1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