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消逝的物语：油纸伞

李振南

每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深夜里听那浙浙沥沥、时断时续的春雨时，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抵达江南小镇的小巷和它的油纸伞。

在我的脑海里，油纸伞是江南最美丽也是最遥远的一个梦了。记得儿时，在滴滴答答的雨帘下，我们撑开油纸伞，一月月烟雨葱笼的天地近在眼前，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纷至沓来，让人恍然进入梦境。现在，这个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在那些发黄的典籍里，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也只有在以假作真的影视画面里，能模糊地见到它们的赝品。

油纸伞，它于何时何地发明，又是哪一个独具慧心的匠人所造，现已无从考证。但我想，油纸伞的出现，一定是在江南，被潇潇暮雨氤氲着的江南，很容易使人产生创造的灵感。于是，一把把油纸伞，从江南仄仄的小巷里走出，伞下的人或是明眸皓齿的女子，或是一袭青衫的书生，静静地在雨中沉思遐想或踟蹰，那么宁静，那么典雅。或是两把油纸伞交错磕碰而过，蓦一回首，便擦出了爱的火花，产生了如水的柔情。正像在《雨巷》里排徊的诗人，苦苦等待着眼睛里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也正像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里，是油纸伞演绎了许仙、白娘子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油纸伞走向乡下，肯定是《白蛇传》以后的事了。这种竹木结构，用纸糊成的雨伞，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桐油的漆味，芬芳但又有一丝丝刺鼻，那黄黄的颜色，温暖着打伞人的心。记得，小时候乡下农人的家里，多半都是有一把油纸伞的。现在，我想起来，我家也有一把手柄长长的油纸伞，虽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个年头，伞面也已破旧，然而孩提时每每撑开，总会有山水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在雨中一路追随陪伴。

我家的油纸伞属于祖传或是母亲陪嫁过来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乡风，油纸伞是“有子生”的谐音，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过去在闺女出阁时，其父母总要送上一把油纸伞讨个吉利。我家门角里的这把油纸伞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物，我一直没有问过，那时也不懂得问。

过去，乡下的油纸伞，一般是妇女和儿童的用物，成年男人的遮雨工具是箬笠、蓑衣，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不需要诗情画意的伞。我儿时使用油纸伞都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又大又笨重的油纸伞，它的重量和宽度早已压过我弱小的肩头，有时候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撑开。在斜风骤雨中，油纸伞和人都晃荡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这时，雨模糊了视线，风吹淡了田园的颜色，雨和伞构成一组天然的乐器，雨在伞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音乐，此起彼落，使寂寥中的行人有了一份乐曲的慰藉。

油纸伞仅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从尼龙雨衣的出现，它便被搁置在每户人家的墙角、厨房而渐渐地破损、霉变，直到永远地消失。如今，油纸伞早已被式样繁多的自动伞、折叠伞所取代，它们做工精细，变化无穷，如五彩的花朵在大街上、小巷里、阡陌中次第开放。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也源于油纸伞的构想，是油纸伞的沿袭，但已缺乏了油纸伞的诗意。因为它们已没有了木质的温润，油纸的芬芳;没有了其张开时的热烈、坦诚和闭合时的羞涩、含情脉脉，已缺失了一个民族的古典情怀。所以，当若诗若梦的油纸伞逝去后，我们就再已无缘读到一首像《雨巷》那样令人心澄眼热的诗歌和一个像《白蛇传》那样缠绵的故事。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