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文明引领国家公园建设

温源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顺应国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潮流、承担自然生态保护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规范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需要。

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保护机制。国家公园的最初称谓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被保护”的。然而,自然保护与人类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需要舒适,商人渴望利用公园、开发自然获得收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天然性、原始性、珍稀性是森林公园最为宝贵的财富,容不得后天的破坏与践踏。

国内的一些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力度不够,导致资源品位和质量下降;更有一些风景名胜区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自然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当开发利用可能会损害保护功能的发挥时,要从属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皮毛和牙齿等,它们活着,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最具价值的事。人类能做的,除了保护还是保护。

其次,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凸显公益性的理念。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投资,部分设施的运营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企业来运作。但相关部门也必须以保护资源的完整性为原则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国家公园公益性的体现也离不开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没有相关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没有具体法律来规范游客行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公园中承载着大量人文信息,反映着区域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准则,寻找一种兼顾保护自然与开发当地社区的建设模式。一方面,要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进行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原有居民在不破坏周边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相应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事实上,只有首先在当地人中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影响外来游客,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代表着国家形象,是公众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国家公园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我们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尊重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试点先行,不断探索经营发展的模式、相关立法和标准等,最终建立一套对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体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裢，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陶醉的神情。

“铁拐李”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得贼亮，像猫舔了似的。

“铁拐李”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写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瀑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得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从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是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血缘关系因天生存在而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使得亲情成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血缘关系与亲情关系叠加，使亲子间既相互给予又相互接纳，共同形塑着代际伦理。社会转型越剧烈，人们就越会珍惜血缘亲情，借以增强日常生活的稳固性，但亲子间的相予与相纳随着社会转型又极易发生断裂，继而出现代际纠纷。

就代际关系的内部机理来说，西方奉行接力模式：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且乙代对甲代无赡养义务，丙代对乙代亦无赡养义务，呈现出代间接力景象。中国奉行反馈模式：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呈现出下代对上代的反馈景象。反馈模式基于孝道理念。赡养父母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孝敬父母。

反馈模式及孝道理念传承之时，西方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强劲的势头汇入中国。当代中国人可以借助于法律及其内在的权利话语来应对家庭伦理的观念来自西方，尤其是其中的权利话语更是西方的舶来品。有学者指出，西方人常以意志自由与自我选择为理论依据来论证子女对父母不具赡养义务。任何一种行为若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那就必须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的基础上。

西方的接力模式固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固然曾对儒学展开批判，但社会转型并没有促使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随之发生转型，而随之发生转型的当是情感表达的制度。反馈模式体现着亲子关系双向的情感表达。父权制度仅仅是情感表达于反馈模式上的一种表现。它被打破后，亲子代际法律地位平等的制度得以确立。无论制度为何，人类情感的表达其实都趋于自然主义，即服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于行为上不加任何修饰，顺气自然地表现出来。

代际平等制度的确立使得当代民众更趋于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亲情。如果说现代的情感表达自然主义旨在打破传统的父权制度及其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的打破必然会使得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受到的规制越来越疏松，继而出现代际关系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形。

代际平等制度也体现着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既然情感表达趋于宽松使得仅凭伦理制度来维持代际关系越来越不可靠，便需要比伦理制度更加具有规范性的法律制度来维持代际关系。当代的涉孝纠纷（涉及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之类的代际纠纷）进入司法领域，非但不意味着代际平等制度受到了挑战，反而彰显着父母与子女要以平等得身份借助法律展开对话。现代法律可以从外在行为的角度作用于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但无法从内在情感的角度起作用。

（有删改）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我们发觉他可能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悽悽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你有多重要

汽车进入了山区，山路崎岖不平，颠得人五脏六腑都翻腾出来。车上只有十几个乘客，坐在后几排的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都挪到了前排。

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整个人完全处在心灰意懒中，连续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自己是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此行，他想回老家看看父母，年迈的双亲培养出他这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他决定在了断自己之前，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

汽车颠簸着前进，乘客都昏昏欲睡。他也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突然，在一阵剧烈的撞击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

所有的乘客，都被惊醒了，有人头撞在了前排椅子扶手上，有人被震碎的窗玻璃割伤，有人被抛出了座位，躺在后排的他，也被高高地弹起，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出车祸了！

车厢里，立即爆发出一片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混乱之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撞伤，但看来都无大碍。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探头窗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看，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悬在路边的半空中，晃晃悠悠，而下面，是一个峡谷！大家这才发现，车头车尾不在一个水平面！车头向下，尾巴翘起。

车内再次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混乱之中，倾斜的汽车剧烈地摇晃，随时都可能坠落。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开着，他轻轻移到窗前，看看外面。还好，还有近半个车身挂在路牙上，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了，安全了。

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可是，因为他的移动，车厢猛烈地颤动了一下。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跳下去，整个汽车可能因为重心失衡而坠落。前面的乘客发出惊呼：你不能跳，不然我们可就都完了！

是的，他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那将置一车人于死地。可是，如果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坠落，那自己将与大家同归于尽。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就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死法。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冷静地判断了一下形势。中学时，他的物理成绩就很好，他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车头和车尾重量的稍稍改变，都可能使平衡打破，而致车毁人亡。其他乘客都在汽车的前半部分，车尾只有他一人，他是这个平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这么重要过！

现在，唯一可行的自救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个平衡，让前面的乘客，慢慢往后移，再从窗户逃出险境。

他对大家说，我不动，你们一个一个从前面挪过来。千万不能挤，不要慌张，一个一个来！

在他的指挥下，离他最近的一位乘客，一点一点，向车尾爬过来。汽车轻轻摇晃着，每一次抖动，都揪着大家的心。

第一位乘客，成功地移到他身边，从窗户跳了出去。又一位乘客，爬了过来。十几位乘客都获救了。受伤的司机，也从驾驶室爬了出来。

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汽车晃了晃，没有坠落。

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客车，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欣慰。等大家定下神来，才想起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小伙子。如果没有他的沉着和勇敢，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不堪的后果。大家四处找他，要向他表达谢意，却没有找到。

他已经悄悄走了。他的家就在离此地只有几公里的山坳里，上中学时，为了省路费，他就常常一个人从这条山路步行回家。十年前，也是从这条山路，他走出了大山，他是他们山寨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曾经令多少人为之自豪啊。

落日的余晖洒满山林。他拐进一条小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家。归巢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从头顶掠过。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