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铁生

陈村

2010年的最后一天，早上八点半，我被手机短信闹醒，去看，才知道史铁生去世的消息。接着的几天有几十家媒体要求采访，我一一谢绝。我自己写文章比记者写更真实。

他跟我投缘，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经历，都曾当过知青，都是病退回城，都曾在里弄加工组“午餐半小时”，都属残疾人，都写作。但他站不起来了，我还能弯曲地站立和难看地短程行走。我曾跟他说，我在走向他。他的困厄比我多十倍，他的思想也比我深入十倍。在我眼里，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探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中，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的书被更多阅读的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史铁生坦然写他自己，他的一生透明坦荡，读过他作品的人知道他的许多往事，也看见他的许多思索。那些困苦，经过血的洗礼后成了他的资源，以此走向内心，走向命定之路，去看他人和世界。他追问，但不控诉，不失态。

1998年1月，我带女儿去看铁生。铁生打开电脑教她玩著名的吃豆子游戏。他说自己有时也玩两盘。这也是他的生存状态，在死神的追逐下，他飞快行走，一路蹦蹦跳跳吃下许多豆子。这个轮椅上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敢面对真实的人生，不退缩到无知和曲解，不麻痹麻醉自己。他对许多事情都兴致盎然，关心新旧科学和新旧哲学，关心今天。他是无法站立的人，也是最挺拔正直的人。

2011年1月6日，复旦大学的“史铁生追思会”，屏幕上打出他的肖像。照片上的他那么神采奕奕，宽厚地笑着。史铁生如同他的作品一样真诚、温暖、厚重。这样的作家是不会死的。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2010年8月5日)

傅抱石

叶兆言

我不懂画，谈画家只是把画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欣赏。傅抱石是首任江苏国画院的院长，在南京待了许多年。傅抱石的故事中，屡屡要被南京老一辈文化人提起的，就是他爱喝酒。他有一方印章上写着“往往醉后”， 这真是非常有趣的酒徒表白。

我不知道傅抱石最后是不是死在酒上，我只知道他死于脑溢血，自然是十分意外的，在同一个月里，他还去了上海，拟为新的国际机场作画，可是在月底，便死于南京寓中，终年只有61岁。

傅抱石是苦孩子出身，他的父亲流落南昌以修伞为业。他读小学的时候，发现同学们的书包里都带着一本小康熙字典，羡慕得眼睛发亮。后来傅抱石生了一场不小的病，在病中最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这本小字典。一本小小的字典成了傅抱石童年的全部理想和寄托。他的父母不忍心，咬牙买来了小字典，有了小字典，傅抱石的病也好了。

用天才来形容大艺术家，是一个最俗气最没见识的着眼点。一个人所以成了应该成的样子，首先是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行家来说，傅抱石被人津津称道的，是那种破笔尽情挥扫涂抹的“抱石皴”。这是傅抱石能成为一代宗师最独到的地方。傅抱石早年迷恋石涛，曾编过《苦瓜和尚年表》，以后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然而他仅仅“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很难说他的画哪一笔是石涛的。没有自己的东西，永远成不了大画家。傅抱石17岁时自号抱石斋主人，从此“抱石”逐渐掩盖了他自己的本名。他去日本留过学，学成归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以后名气越来越大，酒也越喝越多。傅抱石的画现在已成收藏的大热门，往通俗里说，他的画如今很值钱。1984年，他的《唐人诗意》以港币160万元卖出，到了1989年，《九张机图》又以310万元港币成交，这些数据都是包装傅抱石画的最好材料。

关于傅抱石，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他的画外功夫。他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绘画上，竟然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傅抱石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应景之作，很多文章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像《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一些即使丝毫不会绘画的人，凭这样的论文，也足以去混一个大教授的头衔。

1933年，年轻的傅抱石还在日本留学，日本的一位美术史专家伊势一郎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画史，这篇文章引起轰动，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傅抱石细读了这篇文章，发现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当即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面。到了抗战期间，傅抱石又在那篇批判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上。文章发表后，对当时的抗日宣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称为“在学术上也战胜敌国的重要发现”。

“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画家的名气，都是因为他们曾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作画，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留下自己的一幅画。我最早知道傅抱石，就是通过他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代表作，事实上，这幅将近五十平方米的巨画，只是傅抱石完成的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有趣的是，这幅画的整个创作过程，对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都是新尝试，因为新，所以趣味盎然，笔有一米多长，像一把大扫帚，调色用大号的搪瓷脸盆。

傅抱石的幸运是他躲过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前，他已经离开人世。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中国，他始终充满激情，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情况的发展和自己预料的完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然而，即使他已经死了，也逃脱不了他画过许多黑画的罪名。

（有删改）

（《傅抱石先生与他的国画》）

（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

回归戏剧本体

谭霈生

当前，实验戏剧很“火”，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实验戏剧，但其实是打着实验戏剧的名目远离戏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戏剧？这就要从戏剧本体出发，对戏剧性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重新组织戏剧情境。具体来说，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不应该主题先行，给作品先扣上一个概念化的帽子，而应该从人物自身出发，把人物在作品当中产生的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分析出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这才进入了戏剧形式的建构。所以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现在很多实验戏剧演出的东西是“戏剧故事会”“戏剧小说”之流。这就是对戏剧本体不了解的后果。

戏文系的学生将来从事戏剧创作，势必要面临创作入门这个问题，必须从形体、对话、独白等这些最基本戏剧动作入手进行了解，然后再通过大量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慢慢进入大戏。说到基础训练，许多表演系开设小品训练课，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课程更应该是戏文系的，根据自己经历的事情编创小品来观察生活，演的也是自己。相反，我认为表演系的学生应该一开始就进入成熟片段中扮演角色，通过扮演已经成功塑造的形象来培养演员的实践能力，“演自己”如果长期作为一个训练手段其实不利于表演教学，这也是当下社会上诟病许多年轻演员无论演什么戏，都仿佛是在“演自己”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戏文系和导演系合作小品课，戏文系的老师负责小品，在排戏过程中会请导演系老师帮忙，效果很不错。

戏剧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还要特别强调学生基本功：一是艺术鉴赏力，二是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现在一些学校对这两个基本功不重视，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是应该纠正的。我给戏文系上课时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经典，二是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坚守戏剧本体。戏剧理论、戏剧美学是研究戏剧本体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掌握解读作品的能力，多读经典可以加强这方面能力，从而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不是对戏剧学科专业人士的特殊要求，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据我了解，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涉猎戏剧课程了。戏剧功能有很多，以外国流行的“社会戏剧”为例，通过让父亲和儿子变换角色，父亲扮演儿子，儿子扮演父亲，位置调换后浸入式体会关系的调整，能够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戏剧进课堂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这说明现在越来越重视戏剧基础教育，人们越来越了解戏剧的意义，从戏剧工作者到戏剧爱好者也都在积极推动戏剧教育，这非常好。但我希望无论戏剧的受众是否业余，但戏剧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否则就容易把珞子带偏。

近几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断发展，创作题材日益丰富多样，在艺术形式上，也必然会不断开拓新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有删改）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罗霄山

徐向林

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巷战。

罗霄山海拔并不高，山势呈环状绵延，恰好将山村环揽在怀中。这也导致小山村的偏远和交通不便，但也正因为罗霄山的拱卫，当大山外面的世界硝烟四起时，小山村的村民们仍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宁。

两天前，一支在淮海战役中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军，慌不择路地窜进了罗霄山下的小山村。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独立营就追击而至，将山村团团围住，他们的战斗目标是歼灭这支残军。

国民党残军退无可退，他们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没人敢提投降二字，他们只得困兽犹斗、拼死相抗。

双方的短兵相接打得很艰苦，丁营长预计三个小时结束的歼灭战，结果打了五个小时还是没打下来。负责正面主攻的二连长老于急红了眼，他请示丁营长：“咱们用迫击炮轰他娘的。”

丁营长在前沿阵地举着望远镜，朝村里看了一会儿，口气坚定地说：“不许开炮，绝不能毁了老乡的房子!”

“那咋办?”老于不断摩拳擦掌，劲儿却没地方使。

“村子西面有个开阔地，咱们开个口子，放他们出来，再伺机歼灭。”丁营长说。

口子一开，占据村子的国民党残军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往开阔地带跑。他们刚出村子，二连长老于就率部堵住了村口，封住了残军的退路。

战斗再度打响。残军被前后夹击，双方都明白，暴露在开阔地上的这支残军，已成了刀俎下的鱼肉，被歼灭是迟早的事。

然而，战端刚开，村里突然窜出了六头山羊，估计是受了枪炮的惊吓，从隐藏地跑了出来，它们一头扎进了剑拔弩张的战场，光打圈，并不往远处跑。

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继续打下去，这六头山羊将一个活口也不会剩下。山羊窜出来后，丁营长立即下令停火。他亲自拿着扩音喇叭，对国民党残军喊话：“为了老乡们的山羊，我们可以放你们一马，你们自己选个方向逃跑。谁要是开枪打死或打伤一头山羊，我对你们绝不会手软，要你们以血偿血!”

残军的几个军官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提出了条件：往罗霄山上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跑出了罗霄山，解放军仍会对他们穷追猛打，而跑进山林茂密的罗霄山，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丁营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老于不甘心地说：“让他们逃上山，几乎就没有歼灭的可能了。”

但丁营长没理会他，他命令已下，就不能再更改。

国民党残军开始往山上跑，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刚爬到半山腰的国民党残军，竟然纷纷掉了头，又往山下跑。到了山脚下，他们向解放军举起了白旗，正式投降。

原来，村民们用石头在半山腰上封堵了上山的路。有人想攀爬过去，村民们居高临下，举起石头朝他们猛砸。

领着国民党残军投降的，是一个团长。他长叹了一口气，对丁营长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得民心，在这个偏远的穷山村，村民们都支持你们。”

丁营长心里明白，这个山村，过去从来没有红色部队进驻过，村民们的选择，完全是自发性的。

若干年后，罗霄山下的这座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山羊养殖致富村，村里盖起了许多小别墅，连城里人都经常开车过来度假。

这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村史纪念室，他在罗霄山解放战役的展板前久久伫立。讲解员告诉他：“当年，是解放军保住了小山村，也是解放军，保全了村里仅有的六头种羊，现在的山羊，都是当年种羊的后代。”

听完讲解，老人嘴角露出了微笑，这微笑，是他在给几十年前的自己点赞。

那时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他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那个团长。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为拓展城市生态空间，今年，北京计划建成50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在百姓身边“见缝插绿"。

北京西城区地块紧张，要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实现绿地增长，非常不易。东福寿里口袋公园原是违建用地，环境脏乱，通过拆迁腾退、绿化改造，建成了公园。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紧邻居民区，为附近百姓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让人们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以前胡同附近没什么休息聊天的地方，现在有了小公园，大家没事就坐在亭子里聊聊天，感觉很随意。”东福寿里胡同居民吕先生说。

经过多年建设，北京市绿化美化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也提高至16.2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山区绿屏、平原绿海、城市绿景的生态景观。

材料二：

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园，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地居民服务。口袋公园是对较小地块进行绿化种植，再配置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城市中的各种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远动场所等都是身边常见的口袋公园。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中高楼越来越多，间距越来越小，也更为模块化，城市中的口袋公园及其它小型开放空间作为景观干预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城市景观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一块空地或废弃空间，蕴藏着为社区创造正面影响力的巨大潜能。诀窍在于必须了解并确定这些空间的价值，利用好对社区最具意义的元素，找到人们最渴望的东西。

口袋公园作为“袖珍公园”，可以利用建筑间的空地、无法被纳入建筑的角落、狭窄的巷弄及街角空间、不同规划区相接的剩余空间或是错过经济繁荣时期的新空间，形成独特的公园类型及公其设施，将这些空地联系起来，在功能上成为连接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键纽带。让人、场所及自然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不论是小憩、晨练，玩耍还是社区聚会这些小型空间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设计口袋公园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如何使这些空间在各个层面上实现更多功能。

作为社区中心，有的口袋公园努力修复景观，河道或社区，有的则可以传达文化价值，为艺术、娱乐、探索及学习提供场地。

多数口袋公园经过详细的规划和设计，而个别却是无心插柳而成，是自生或短暂的。它们“软”“硬”设施兼备，有的明确设置了功能，有的则没有，这些口装公园毋庸置疑是社区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对社区具有意义及影响，是因为使用、需要，欢迎并热爱着这些空间的正是当地社区。作为景现设计师，如想要协助这些城市口袋公园获得成功，就必须一直重视这一关键要素。

(作者;Angus Bruce，全球景观设计负责人)

材料三：

2018年乌鲁木齐将继续大力推进“地变绿”工程，打造城市绿脉，新增、改造绿地1.3万亩，新建小游园100个，小绿道8条，创建花园式单位20个，加大公园绿地建设改造力度，力争使乌鲁木齐绿地率提高到38%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至11.5平方米。

对于乌鲁木齐鲁这样一个水资源不够丰富的城市来说。“地变绿”绝非易事。不过，一系列节水措施出台，结合中水回用(将小区居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标准回用于小区绿化、浇灌等方面)，有效解决了近年来绿化工作中的一些难题。

(摘编自 亚心网)

材料四：

如今，口袋公园见縫插针地在各地“疯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两年紅极一时的共享单车。在共享单车推广的初始阶段，曾出现过盲目跟进的一窝蜂现象，最后造成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成灾”。有不少地区为了使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数量达标，仅仅在路边或者巷子里放几盆鲜花，种几串葫芦或几棵树木就称为口袋公园：或者有些地区完全模仿照抄其他地区成功案例，形成“千园一面”的景象。如此一来，不仅让口袋公园成为“面子工程”。也降低了百姓对它的兴趣和期望，不利于长远发展。

口袋公园虽小，但仍是公园。既然是公园，就需要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口袋公园只有永葆美丽“青春”，才能长期地为喧哗的都市提供一个个安静的城市绿洲。

(东楚网)

母爱就其本质来说是无条件的。母亲热爱新生儿，并不是因为孩子满足了她的什么特殊的愿望，符合她的想象，而是因为这是她生的孩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快乐，也许会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人们害怕这种爱会消失。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蒂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

同父亲的关系则完全不同。母爱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渊源。在最初几年内孩子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个阶段父亲的作用几乎无法同母亲相比。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

同父亲作用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作用，随着私有制以及财产由一个儿子继承的现象出现，父亲就对那个将来要继承他财产的人特别感兴趣。父亲总是挑选他认为最合适的儿子当继承人，也就是与他最相像，因而也是最得他欢心的那个儿子。父爱是有条件的爱，父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选自必修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