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戏剧本体

谭霈生

当前，实验戏剧很“火”，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实验戏剧，但其实是打着实验戏剧的名目远离戏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戏剧？这就要从戏剧本体出发，对戏剧性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重新组织戏剧情境。具体来说，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不应该主题先行，给作品先扣上一个概念化的帽子，而应该从人物自身出发，把人物在作品当中产生的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分析出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这才进入了戏剧形式的建构。所以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现在很多实验戏剧演出的东西是“戏剧故事会”“戏剧小说”之流。这就是对戏剧本体不了解的后果。

戏文系的学生将来从事戏剧创作，势必要面临创作入门这个问题，必须从形体、对话、独白等这些最基本戏剧动作入手进行了解，然后再通过大量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慢慢进入大戏。说到基础训练，许多表演系开设小品训练课，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课程更应该是戏文系的，根据自己经历的事情编创小品来观察生活，演的也是自己。相反，我认为表演系的学生应该一开始就进入成熟片段中扮演角色，通过扮演已经成功塑造的形象来培养演员的实践能力，“演自己”如果长期作为一个训练手段其实不利于表演教学，这也是当下社会上诟病许多年轻演员无论演什么戏，都仿佛是在“演自己”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戏文系和导演系合作小品课，戏文系的老师负责小品，在排戏过程中会请导演系老师帮忙，效果很不错。

戏剧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还要特别强调学生基本功：一是艺术鉴赏力，二是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现在一些学校对这两个基本功不重视，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是应该纠正的。我给戏文系上课时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经典，二是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坚守戏剧本体。戏剧理论、戏剧美学是研究戏剧本体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掌握解读作品的能力，多读经典可以加强这方面能力，从而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不是对戏剧学科专业人士的特殊要求，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据我了解，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涉猎戏剧课程了。戏剧功能有很多，以外国流行的“社会戏剧”为例，通过让父亲和儿子变换角色，父亲扮演儿子，儿子扮演父亲，位置调换后浸入式体会关系的调整，能够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戏剧进课堂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这说明现在越来越重视戏剧基础教育，人们越来越了解戏剧的意义，从戏剧工作者到戏剧爱好者也都在积极推动戏剧教育，这非常好。但我希望无论戏剧的受众是否业余，但戏剧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否则就容易把珞子带偏。

近几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断发展，创作题材日益丰富多样，在艺术形式上，也必然会不断开拓新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有删改）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一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一一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