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4月11版）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做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法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达思想的实际手段，更成为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的方式，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和书法，成为不同的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有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或孜孜不倦、点滴积累，或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艺术，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教学与审美情感的孕育培养，二者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代语文教育伴随课程改革逐步呈现出问题的两极：一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教学，无异于将教科书选文思想层面的美学感悟剖析、固化为知识的组群，使学生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心灵的愉悦感和文字符号所给予的灵动感，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深层意味，沦为文学知识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对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价值的绝对化解读，导致语文基础“工具性”地位弱化，进而带来基础知识教学的式微甚至断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语文教育和教科书编写的进行。关注文学审美教育不应当以弱化语文知识教学为手段，二者本不对立。以关注文学审美价值为借口而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必将导致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薄弱。而丧失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实难实现语文素养“质”的转变。

母语孕育了本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火种，而语文教育是将这一语言从自然状态发展为超然状态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归中华文化传统的主要课程，未来语文教科书应在回归优良传统文化的底色之

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语文教育中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过语文教育发展学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对生活具备形而上的思辦能力。在现实与价值观的世界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割裂的，但是更关注物还是更关注人，则是二者的根本差别。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训练心智、养成审美价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因此，好的语文教育就在于能传递好文本之中的这种价值，而不轻易被“时尚”所转移。传统的经典帮助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却又超越了时空；虽然驻足于文本，却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摘编自《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羊群中的一只雁

艾平

①它虽然不幸，没能诞生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但是万幸，它诞生于一个草原母亲的手掌中。它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雁。

②它的旁边是一群来自春天的小羊羔，它们的母亲被放牧到远处觅食鲜嫩的牧草去了。它们吃奶，也和它一样，以为葛根阿妈就是它们的母亲。所以草原上有了一幅移动的画--葛根阿妈那紫色的身影后面，跟着一群雪球般滚动的小羊羔，还有一只浅褐色的小鸿雁。

③它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雁，自己从哪里来。

④葛根阿妈说起小雁的来历，太阳就会从她眼角的皱纹里看见亮晶晶的眼泪。

⑤呼伦贝尔大草原，碧水回环，芳草萋萋。雁群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芦苇丛中做窝孵化，然后教练它们的孩子滑翔试飞。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雏雁长大，它们一起飞向温暖的南方。

⑥每天早上一推开蒙古包的门，阿妈就看到羊群云朵一样在草地上飘动，湖里布满奶牛的倒影，数不清的水鸟在芦苇中翩跹起落，鸿雁和天鹅走到岸边，旁若无人地穿过林立的马腿与牛腿，享受太阳的抚慰。

⑦阿妈把双手放在耳朵后面挡住风的呼啸，那湖中的鸟鸣顷刻变得雨点一般清晰嘹亮。阿妈不但能分辨出各种鸟的声音，还能听出偷蛋的草孤狸，遇到了雁爸雁妈的猛烈反击。阿妈最担心的是狗鱼，它会像潜水艇那样冲到芦苇根下，把雁窝顶翻，吞食蛋壳和胚胎。她若发现狗鱼撼动芦苇，就会趴在马背上泅过去，用套马杆搅动湖水，狡猾的狗鱼一转眼就逃了。

⑧阿妈，草原的母亲，她却没有办法对付那些被贪欲迷了心窍的偷蛋人。那一天，阿妈听得一声声叫得好不凄厉。原来有人正从雁巢里掏蛋，孵卵的大雁被推到一旁，那白晃晃的雁蛋给筛网兜住，被粗野地递到轮胎船上，有的开裂，有的流出了蛋黄，几只刚出壳的雏雁被裹挟到水中。阿妈急疯了，她翻身上马，泅渡到轮胎船边，大声喊着：“你们坏啊，你们这么坏啊……”船上的人根本不理阿妈这个茬儿，阿妈不得已横马拦船，船上的偷蛋人一桶水泼在马头上。马怕主人落水，紧闭着眼睛不敢动，装满雁蛋的轮胎船借机靠岸，把几筐雁蛋装上汽车，开走了，十多只大雁追着远去的汽车飞，天上地下都是哭声。

⑨阿妈上岸，看见满地都是破碎的蛋壳，很多里面已经有了血胎。她细细查看，发现了一只沾满了羽毛的蛋没有破碎，似乎有一丝丝血脉在律动，其中分明孕育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这可怎么办？阿妈把这个雁蛋放在蒙古袍的胸襟里暖着，一夜未眠。她想把这个雁蛋送进某个雁窝里，谁知第二天早上，阿妈捧着这颗雁蛋来到湖边时，追蛋的雁群虽然已经回来，却变成了残败的落叶，一片片漂浮在水面上，肚子又鼓又硬，双目圆睁。湿地里的夏天犹如结冰的深秋一般寂静，只剩下几只水雉和野鸭在弱弱地叫着。

⑩阿妈在蒙古包的毯子上用干草做了一个窝，又盖上了一件又轻又暖的羽绒服，雏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诞生了，它来到了一双轻轻捧着的手掌里，那手掌芳香温暖。

⑪从春到夏，小雁长高了，肩上油汪汪的羽毛，竟长成了草茎般挺立的雁翎。那天，阿妈冲着河流一扬手，小雁果然像一只雁那样张开了翅膀，可是又很快又像一只耗尽电池的玩具飞机跌落下来。阿妈把它放在蒙古包顶上，推着它往下飞，它吓得咕咕叫，一动也不动。

⑫秋天了，有一队大雁正飞过，一齐发出低低的叫声，它竟然忽地一下，飞上了平常要阿妈举着才能上去的蒙古包，冲着天上的雁队又是扇翅膀，又是伸直了脖子大声叫。不一会儿，从中落下来两只健壮的雁。阿妈赶忙躲进牛粪垛的影子里，恐怕惊扰了这天赐的良机。只见那两只雁围着这只雁转了好几圈，留下几声哀鸣便离开了。

⑬千里冰封的季节开始了，终日哆哆嗦嗦、战战兢兢的它，胡乱扑腾，一会儿推倒了奶捅，一会打碎了灯泡，还差一点被烧得红通通的铁炉子烫着，阿妈用软皮绳把它拴在蒙古包的门边上，它看到门外的天，是那样蔚蓝明亮，大概想象出那以往的自由，便一次次发起飞翔的冲击，结果一次次被绳子拽回来。阿妈只好用羊毛剪子剪掉了雁翎。

⑭蒙古包里终于安静了。阿妈喂它的时候总是说，吃好，喝好，你就能熬过这个冬天。

（有删节）

在当代的环保运动中，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抛出肯定美学，即主张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审美价值，自然物都是美的，否定自然界丑的存在。

毫无疑问，激进环保主义者要在美学与伦理之间架构桥梁，通过把所有自然物纳入美的范畴，从而实现保护的伦理诉求。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传统往往把对自然的欣赏集中在那些外形能吸引人类眼球的景色上，而忽视了其他景观——这种精英式的审美姿态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它似乎暗示了某些平凡或丑陋的景观可以被人类任意摒弃甚至破坏。肯定美学要救赎那些经美丑衡量被排斥和边缘化的自然景物。激进环保主义者主张，自然要按如其所是的样子来欣赏。第一，拒绝自然的“艺术化”。观看雨后潺潺溪水中沐浴着阳光的石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欣赏，而将这石头迁移至客厅的壁炉，则将自然物当成了艺术品。第二，不要判断。非判断的欣赏才是肯定美学，因为排斥了任何评价的尺度。第三，不要比较。肯定美学不仅认为自然物具有肯定的美学性质，且反对在自然物之间进行比较评价，所有自然物都一样美。

肯定美学本质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只对人类自身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在以人为中心的美学传统中，审美价值完全依赖人的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仅关注人而无视其他物种的存在，在此观念支配下的美学无疑也抹杀了自然美之客观特性。

肯定美学通过解构审美关系中人的中心作用而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颠覆。重新审视并消解审美中人的“中心”性是合理的，但肯定美学偏激追求“自然自律”即“去人化”也表现了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与片面性。从理论层面来看，肯定美学在消解人“中心”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滑入另一极端——“自然中心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以自我为尺度进行活动是一种必然。审美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离开人不可能谈论审美欣赏。从现实层面而言，这种“去人化”的思路也使肯定美学环境保护的伦理诉求流于空谈。按照肯定美学的观点，自然界所有事物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且相等，不可比较。既然如此，在自然保护中就必须对各个物种或景观加以相同的保护。对人类来说，这并不切合实际，生态环境的保护应确定哪些为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衡量事物美的尺度来确定物种的价值。而尺度的建立势必要将比较评价因素纳入其中。最终，没有人的参与，自然保护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肯定美学的建构也失去了伦理价值。

肯定美学的支持者不考虑国家、地区、种族的差异而无条件保护所有物种的伦理诉求，显然忽视了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时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在当前的环境格局中，若第三世界国家完全无视人民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响应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的号召而停止发展，这是一种平等吗？更何况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肯定美学的支持者超越物种差异所追求的平等，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国家或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定位为其他物种向人分权的无关国家、阶级等的普遍性行动，从而否认自己的立场，但它却难以掩饰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无论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或“生态”中心主义，这种“中心化”其实仍未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与“去中心化”的生态文明相去甚远。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真正的生态文明既关注人的权利，也凸显自然的内在价值。西方的生态运动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只有根除二元对立思维范式，这可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