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17年1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6》数据显示，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幅为58.48%。回国与出国人数“逆差”逐渐缩小，近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发展。

第三次“归国潮”经历三段式发展期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81.45%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11.09%为博士研究生学历，7.46%具有本科和专科学历。而这些留学回国就业者选择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企业（25.85%）和民办企业（17.42%）。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则主要选择大专院校和国家级事业单位。

其实不仅仅是留学生，越来越多的高级人才、社会精英也选择回国发展。世界著名化学生物传感器专家张学记响应祖国召唤，毅然选择了“回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回国后，我觉得更有归属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国家富强了，个人才会好。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原因。各行业发展前景光明，各个城市生活水平的提升，让很多留学生更加笃定回国的信念。曾有媒体这样表述：“20年前回国，是祖国需要我；20年后回国，因为我需要祖国。”

（摘自《参考消息》2017.10）

在中国留学生归国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来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数量也在迅猛增加。根据教育部数据，2016年在中国留学的国外学生总人数为44万人，相较于2012年增加了35%。

英国《独立报》刊文认为，未来几年内中国可能超越英国，成为海外学生留学的第二选择。文章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中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项目，是造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2016年，来自18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名海外留学生得到了奖学金。

英国利物浦大学负责中国研究项目的戴维·古德曼教授认为，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将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受益，尤其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就业市场更加繁荣。

（摘自美国中文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一位正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对长安君说：

“如果几年前，听到这首歌，我会觉得很土鳖，甚至鄙视播放者的品味，老掉牙的腔调让人不耐烦。但是身处国外，听到这样的歌曲，却被莫名戳中泪点，心中泛起无尽波澜。留学之后漂泊多年才明白，什么是乡愁，什么是游子心，什么是中国梦。”

近年来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想要在国内大中城市享受一顿正经的国际大餐，已经不再是影视剧中的片段，而是切切实实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常态。但实话实说，在国外想吃上一顿地道的中国菜，却成了很多侨居海外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奢望。

打开国际新闻，是不是经常能够看到美国各类枪击事件、法国发生罢工纵火等。其实国际上每天也并不太平，全球性经济下滑等原因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类暴力事件此起彼伏。

同时，随着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各国经济发展趋缓，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原本就存在的就业歧视让华人在外的工作处境显得有些尴尬，这不得不让很多留学生开始面对现实，思考回国发展的问题。

客观地看，国内很多地方确实不如国外，这是事实。别人家再好，也终归是别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浸润着相同的祖宗文化，我们骨子里血脉交融，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仍然心意相连。

其实，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在祖国便是“此生无悔归华夏”。

（摘自中国青年网）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洿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洿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选自《孟子·滕文公下》，有删改）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形式，必须具有艺术的终极属性，即诗性，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当下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那样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宇、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谨慎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姜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创作者应谊“窥意象而运斤”。其实，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节选自仕永波《小说亟特提升诗性品质》）

一天的等待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还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做了记录。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待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待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

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重重摔了两跤。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我击落了两只。

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的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时，同学告诉我说，发烧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你不会死的。这两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计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动辄会哭起来。

（有删节）

九日登东山寄昌叔^①

王安石

城上啼乌破寂寥，思君何处坐岩峣^②。

应须绿酒酬黄菊，何必红裙弄紫箫。

落木云连秋水渡，乱山烟入夕阳桥。

渊明久负东篱醉，犹分^③低心事折腰。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集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兰亭集序》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尽管与之相随的是，《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学者，而较有说服力的是清末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秘书的李文田。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他通过多年考辨，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1965年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集序〉的真伪》一文。他基本上重复了李文田的两个论点，认为从年前南京出土的王谢 (晋代) 墓志来看，《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的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据此，郭沫若推断《兰亭集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集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提出了与郭文针锋相对的观点。该文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集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王羲之被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集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因此，《兰亭集序》为晋代王羲之手笔。

值得欣慰的是，“兰亭论辩”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考证传世《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写有“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在南京周边，还有三十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从书体上来看，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即由隶到楷的重要演化阶段，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只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就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基本论点，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选自刘孟达《〈兰亭集序〉真伪之谜》，有删改）

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

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又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一种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理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