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谈及古建资源保护的不足，当然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与现实原因，资金不足、产权纠纷等等。但一切事在人为，就古建保护而言，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当是摆正意识的问题。讽刺的是，与大量传统古建筑、古村落遭致冷落相比，当前不少地方在修建仿古建筑、挖掘地方历史资源上，似乎又并不缺乏热情与投入。这再次反映了古建筑的保护，可能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于古建历史价值的认识不足，自然会影响到地方在投入上的偏好。事实上，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强化古建保护，也是为地方的未来进行投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古建筑、古村落的稀缺性将愈发突显，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还是历史文物资源，其价值都将提升。梁思成有言：“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反之，无视古建筑价值，肆意毁坏它们的代价，越往后也将越发体现出来。

（摘编朱昌俊《莫让古建因缺乏保护意识而消亡》，《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明清时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在中外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其中包括苏州园林、辽宁牛河梁遗址、丽江古城等，平遥古城没有被列入书面推荐名单。郑孝燮拍案而起：“为什么平遥不能进入名单？它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汉族文化，贯穿着封建礼制的规范，形成了讲求方正、对称、中轴、主次及等级关系的城市布局形制，并特别突出了晋中地方民居的建筑特色。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么？我们中国这样有特色的古城已经不多了。”

他还引用了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保持古城特色的平遥县城规划》一文中的题言：“妥保斯城，务使旧城新貌，两不干扰。”郑孝燮的这些观点得到了赞同，平遥古城得以被申报，并最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摘编自《百年风雨护古城——追忆“古建卫士”郑孝燮》，《光明日报》2017年1月26日）

材料三：

在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上，当前我们主要应该警惕认识上的大问题，认为保护世界遗产，经济效益就大大地有了，“摇钱树”的思想很明显。在这样的认识下，势必就会出现开发利用过度，或者错位利用，忽视保护，不断出现建设性破坏的种种问题，甚至有的世界遗产竟然搞出股票上市，或者转包、出售经营权等等非常错误的做法。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有识之士，尤其需要“有识之官”。当然，这里面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也有个立法约束的问题，现在我国保护世界遗产的法律还不够完备，各地还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议政与建言”周刊郑孝燮建言2017年7月1日）

材料四：

在新兴城镇化大迈进的当下，城市拆迁有指标，古建筑保护无指标是普遍现象。事实证明，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现存古老建筑的数量和漫长的历史惊人地不成比例：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最著名的山西应氏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在中国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建筑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比例极低，今天依然能够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数。随着大量西方风格的摩天大楼、住宅社区日益遍地开花，如何保护古老建筑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葛剑雄近日撰文指出，保护古建筑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古建筑保护依然困难重重。相较国外，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古建筑保护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古建筑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是文化灵魂的殿堂，是不同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古建筑给予我们现代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民族灵魂的寄托和自信心。古建筑保护于你，于我，于任何人都是一种历史责任。

（摘编自《如何处理好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建筑网”2016年5月19日）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