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念的增强不仅反映了4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也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支撑。同时也应看到，在法治观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发展不够平衡。由于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别，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高低不等，不同社会成员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遵守法律的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在参与网络表达、开展网络监督、使用网络服务等方面，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深浅不一的“数字鸿沟”。二是体现不够充分。一些群众不能理性看待权利、义务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当遇到利益冲突时，过分强调自己的主张，责任意识淡薄，甚至做出某些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同样要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这就需要深入培育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法治观念，提高广大民众尊重遵守规则、依法行使权利、理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走上共享发展成果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先后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迈进。但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让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共享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进而加强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的平等保障，促进全民法治观念不断增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拓展公民参与空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不少城市在智慧环境、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领域开展社会治理创新。这带来的不仅是便捷、高效、精准的服务，也给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间。应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程度，让人们在更切实、更充分、更有效的法治参与中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

开展全民法治教育，形成良好文化氛围。树立法治观念离不开直接、充分、有效的法治教育。截至2018年9月，我国共建立法治教育基地3．2万多个，96．5%以上的中小学配备了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在中小学教材中融入人身权利、受教育权利、经济权利等内容，发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培育青少年人权和法治观念。应进一步完善法治宣传教育措施，着力使每个人都形成内在自觉的、浓厚的法律意识，成为法律规则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良好文化氛围，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受益者和贡献者。

（摘编自马长山《人民群众是法治建设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人民日报》）

材料一：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将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并指出“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从此前的概念构想和规划阶段正式进入实施与落地阶段。

在合作领域方面，当前粤港澳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已明显加强。如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和三地的连接线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也已经全国人大批准，广深港高铁预计将在今年全线通车。未来粤港澳三地可合作建设世界一流的港口和机场，还可加强互联互通和创新产业合作，例如三地可通过合作打造一条“广深港科技走廊”，实现协同发展。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即将进入落地阶段》）

材料二：2016年，《香港怎么了？》一书引起了香港有识之士的反思。该书作者认为，虽然香港回归以来经济发展的成绩单颇为亮丽，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楼价高企、产业单一、贫富悬殊……面对全球发达城市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对日益加剧的区域竞争和阴晴不定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区政府顺势而为，在国家支持下寻求产业格局的变革。

在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香港发展创新及科技产业的氛围日渐浓郁，吸引越来越多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在港落户。201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在国家支持下，香港近年来积极对接内地各省份，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格局和国家创新科技产业格局下努力寻找自身的新定位。2017年初，香港与深圳两地政府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两地将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打造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创科平台。

（摘编自《香港回归20年：经济繁荣稳定把握新机迎挑战》）

材料三：

香港地区GDP及增速图表：香港回归20年GDP情况

（数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香港经济不俗的表现得到国际机构的高度评价。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近日发布《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此外，近20年来，香港在多种国际排名中都取得不错成绩。据统计，到2017年，香港已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健康的财政状况、自由的贸易和金融、廉洁的政府、高效的监管等，都受到国际评比机构的赞誉青睐。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数字见证香港经济澎湃活力》）

材料四：回归20年来，面对危机和困境，面对怀疑者的嘲讽和质疑，在中央政府支持和帮助下，在特区政府带领下，香港社会各界对“一国两制”能否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这一历史性课题，交出了令世人惊艳的答卷，香港以新的姿态继续闪耀在世界舞台。

在基本法保障下，香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实现高度自治。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质量、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至2015年的第11位。基本法维护了香港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并连续多年被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地区。

（摘编自《回归20年：香港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等）

⑴“如果科学的意义是发现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加以解释，你必须在发现了某些情况之后，才能问它对我们是否有用。在此之前，如果你去问那些还在‘发现’过程当中的人，‘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们估计也不好回答。”□

⑵在被多次问及“学这个有什么用”后，陶衍，剑桥大学心理语言学专业内隐学习的学生，这样诠释他对科学研究的终极理解——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⑶走在伦敦城外的牛桥，就听到不少当地人抱怨“大环境不好”：象牙塔弄丢了“科学”，越来越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人说，这是“火车”造的孽，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交通方式，将都市的声色犬马引入曾经远离尘嚣的知识净土；再以后，一颗名为“功利主义”的种子埋入人心，对学术的追求不再纯粹，商业、金融等应用型专业成为大众追逐的宠儿。

⑷但是，仍有一群人，在求索一些最基础的、或在世俗看来“无用”的学科。

⑸很多时候，陶衍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听不懂，我也更怕被人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⑹所幸，身处剑桥，陶衍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自100多年前，这里就是“异类”的集聚地——大家只做学术，不关心“有用”。

⑺打开牛剑的故事集，到处充斥着“不可知论”者的传说：对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充满好奇，追根溯源；裹扎“怪行”，亦不足为奇。

⑻跑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的达尔文，在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后竟引发了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论物种起源》。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和沃森，当时只是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还有埃塞克·牛顿，一个苹果，促成他的划时代著作《数学原理》。

⑼为什么这些不算发达的乡村会如此密集地诞生那么多精英？许多人试图寻找答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告诉记者，或许就是对“未知的尊重”。

⑽如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他们还要学习几何学。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⑾学科交叉与“复杂的生态”在牛剑，不仅文理的界限变得模糊，学院制的传统更让不同专业的人住在同一屋檐下，这是生活的一种重要仪式，“越交叉，越会有火花”。

⑿“内隐学习说”在心理语言学领域实属“新生儿”，相当前沿，国际少部分开展此项研究的高校与研究所，有的侧重从神经科学角度入手；有的从语言学中的语言习得方面入手；当然，还有涉及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或从语言本身出发，分析语言及其文化，比如阿拉伯语与德语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背后的文化背景差异巨大。

⒀文理不应该分科。陶衍猜想，基础学科到最后可能是相通的。 “不然，怎么解释笛卡尔发明了数学坐标系？经典的数学公式都是用大段的文字写成，最后才有一个短短的公式——文科不需要逻辑么？用文字写数学公式恰恰说明文科是最需要逻辑的……”

⒁陶衍总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牛剑，似是学科交叉的乐园。

⒂在伦敦城外的这个牛群渡口，这所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同辈院校有所不同，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学院制”。

⒃牛津、剑桥、杜伦，是英国至今仅剩的三所还保留学院制传统的古老院校。大部分情况下，学院里总是各专业云集，学生和各专业的院士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生态”，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交谊”成了学院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⒄“事实上，牛剑的单个专业交叉性也巨大，这就让不同专业的人聚到一起，都有话题可聊。”毕原，牛津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硕士生，他的导师是一个意大利籍的教授，在犯罪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他只关心黑手党！”毕原更喜欢足球与社会学演变研究，他正计划着去拉夫堡或剑桥拜访这方面的社会学专家，讨论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

⒅专业本身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这种特点见于许多学科。更重要的是，一些基础学科被一再强调的痕迹，在这里异常明显。剑桥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屋顶上伫立的4座石像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4个石像分别代表4门最古老的学科：神学、法学、物理学和数学。

⒆“这些被认为是最古老、最基础的学科，也是这里最受尊重的学科。”毕原说。他的身后是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门前的16座古希腊先哲石像。

⒇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

(21)在牛津的皇后学院，毕原和记者说起一则典故：皇后学院的徽章是一个野猪头，个中缘由是，很久以前学院里有个学生被野猪追着跑，情急之下，他把手中的一册书扔向了野猪，并大喊“这是希腊语的！”野猪啃在嘴里，转头就走了。事后考证，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力量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哪怕外人觉得“这传闻很没有依据，这说法很可笑”。

(22)“什么研究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用的？谁说了算？”剑桥的校训是拉丁文所写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但陶衍更喜欢理解为“此乃智慧之源”。“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坚持自己喜欢的。”

（选自《最“无用”的知识，最受尊敬的灵魂》，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