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鸟

泰羽墨

我在洞庭湖平原的某片产粮区监督收粮，住处被安排在一个粮站。 这工作说闲不闲，说忙不忙，闲来无事我四处转悠，我喜欢秋后湖区的这种厚重感。

乌鸦、麻雀、八哥以及未来得及南飞的白鹤，不失时机地占领了大地所有的角落，天上到地上无所不在。有的稀稀拉拉在田里闹腾，有的整齐地排在电线杆上。最远处，小山丘上金黄的橘子等着人去摘。这一切在夕阳的笼罩下浑然一体，像一匹绸子，声色光影成了嵌在绸子上的花纹。这是一幅各得其所安然自得的景象，扑进眼眶的大地之物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只是，作为旁观者的我，却是孤独的，不自由的，懒洋洋的。

我准备开门。先是钥匙转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翅膀发出的“扑扑”声。推开门一看，只见一只比麻雀大一点的灰褐色的鸟在卧室里挥舞着翅膀。这间卧室空旷无比，是由粮站活动室临时改造而成，腾出来给我住的。两边有十几扇玻璃窗子，其中一层半开着。显然，这个不速之客是从那扇半开的窗子闯进来的。

它为我的突然出现所惊下，不停地寻找出口，情急之下慌不择路，不断传来喙和爪子撞击玻璃的声音，频繁而急促，并发出“叽叽叽”的叫声。我机警地把门合上，并把那扇半开的窗子也关紧。

“今晚有鸟做伴”，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一个多月来，我每天夜里只有孤灯相伴，着实有些寂寞。我尽力摆出一种和平相处、互不干扰的姿态，妄图消解它对我的恐惧。它的逃离行动待续了大约十几分钟，在屡屡碰壁毫无结果之后，终于安静下来。看起来它显然有些泄气，但并来绝望。它一会儿立在椅背上，一会儿又站到窗帘后面，躲躲闪闪的，不时试探着什么。

无疑，眼前这只鸟，在它看来自己是有生命之虞的。它的眼神告诉我，它有着这样的担忧。透过玻璃窗它能看到那个只剩下一半的太阳，还有在田里自在觅食的众多同类:一墙之隔，它却面对着一个庞然大物:人!

一只鸟飞进了卧室，飞进了一种紧张、恐惧，却要故作平静的等待之中。

失去了天空，空负翅膀，世界广阔，但没有一寸是自己的。有形的石子和无形的绳锁(墙壁)，哪一样不致命?鸟之受困在于找不到出口，人呢，明知道路所在，却不敢迈出步子，人的悲哀实在远胜于鸟!

吃晚饭时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头索绕，晚饭味同嚼蜡，毫无滋味。我边想着边推开门，灯亮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家伙，立在离我最远的椅子上。显然，此时的它，对我的存在已经习惯，只是对突然亮起的灯感到不适，百无聊赖地飞了半圈，又回到原点。一如往常，我早早地半躺在床上看小说。“孤独即自由”， 一个月了，我就这么打发时间，捷灯夜读已成习惯。

想起小时候放学回来，常到时间地头帮大人做事，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做功课点的是煤油灯，母亲借着灯光给我和哥哥做鞋、补衣。在母亲看来，吃尽苦头，终于等到我和哥哥大学毕业，以为将有一个转机，彻底改变眼前的境况。没想到，意外接连发生，先是哥哥的腿受重伤，因为没钱耽误了手术；再是父亲离开了我们。工作的不如意，债务的烦身，我犹如卧室之鸟，越挣扎越是感到笼子的无处不在。世界宽广无边，天也无涯，出路何在?

一个卧室，一个人，一盏灯，加一只突如其来的鸟，这是一幅完美油画的构成。夜是静的，人是静的，鸟是静的，仿佛连灯光也是出静态来。但，静不是这幅油色的真实底色。画的背面，压抑着烦躁、恐惧，被束缚感，像是透过纸背面的颜料。一切的不安和恐惧都是由这背后的力量引起的。鸟飞进卧室，这是一场“安静的战争”。

第二天我是被鸟叫醒的。其实每天都是如此，天一亮粮站就被鸟所占据。太阳已经把光线搁在我的床脚，我起床，看见那个小东西又在用喙不断冲撞玻璃。窗台上到处站满了鸟，对面房子上的爬山虎里也有鸟在跳来跳去，其中不少是它的同类。几根曲折的炊烟将大地摇醒过来，不远的小山丘上，早起的农民已经在摘橘子。

那只鸟肯定比我更早看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在这个飞翔和饱食的季节，将它囚禁了整整一晚。我打开窗子， 只听见“嗖”的一声，它就飞了出去。我在窗前愣了一会儿神，它没有划出一条我期待的弧线，我想它可能太急于离开了。

它需要它的天空。我，也需要。

(选自《华夏散文》2012年第9期，有删改)

福山路 3 号：沈从文先生故居

（1）我上午就要离开青岛，我必须去一趟。于是早晨 6 点多钟出门，打车来到小鱼山，寻找沈从文故居。

（2）洁净的沥青路面，坡地延伸，两旁欧式的老建筑，随处长着自由的花草树木，仿佛置身在欧洲小城。那些早起的人们，匆匆地催促孩子上学去。卖早点的摊子，也摆在了门口。我见一个年轻女人走过，便上前问她：“请问沈从文故居在哪？她默想一会，用手指了指，不确定地说，恐怕在上面吧，你再问问别人。

（3）又往前走，见到一个老人。我对他说，请问沈从文故居在哪？老人似乎耳背了，他说，什么丸？我大声对他耳朵说，沈从文！老人沉默了一会，他很想帮助我，可终于无奈地摇了摇头。

（4）我心下决定：再也不去问人，我一定能自己找到。在走过几条路——鱼山路、恒山路和芝罘路——之后，我终于见到福山路。我大步向上走去，拐过几个路口，终于见到了那个门牌：福山路 3 号；对，还有那一块黑底金字铭牌：沈从文故居。

（5）一座斑驳的铁门半掩着，半边有青藤披纷下来。迎门一堵石墙，同样被青藤所覆。无人，院子里静静的。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悄声说：沈先生，我来看您了！一踅身，进门横折一溜石阶，屑步拾阶而上。

（6）这是一座花园，树木扶苏，可是并不热闹，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冷清。一棵大的紫薇开满了缎子一样粉红的碎花。一幢两层的老楼掩映在这些树木花草之中。几棵椿树，几棵常青树，两棵柿子树，结着青咯哒的小柿子。前院还有一处种了玉米，枝叶全枯，仍挺立着。走到后院，一棵枫树倚着高坡。南瓜藤铺张着，爬得到处都是，开着大大的黄花，结着大大的南瓜。登楼的石阶是弧形的，那石阶的扶手上，也摆了几盆花：一盆蟹爪莲，几盆雏菊。还有几盆苦瓜低垂着，有的已经腐烂，仍垂在那里。还有

一盆竟是辣椒，上头结了许多朝天椒！

（7）这是一座花园么？是一座破败的废园？它还是一畦菜园？它仿佛很有点人间烟火味，又似乎有那么一点典雅浪漫，可是显然很久没有人收拾过它了，有那么一点荒凉。这是沈从文故宅当年的模样么？

（8）小院静寂着，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呢？可是我又多想没有一个人啊！千万不要有人进来，我可不是小偷！不信，我背一段《边城》给你听。你住在这里，你难道不知道翠翠么？

（9）让我坐下来，同沈先生说说话：沈先生，我读过无数遍《湘西》和《湘行散记》。有一本“开明文库”的《湘行散记》小册子，我一直随身带着，还在扉面上记了“河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那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大爷”还好么？我可是去过永顺、保靖、泸溪和凤凰……沅河的水和吊脚楼……翠翠是您在崂山北九水见到的那个姑娘么？

（10）我自语了半天，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是我慧根不到么？侧耳去听，恍惚在那紫藤丛中，沈先生的圆圆脸庞一闪，眯眯笑着。沈先生！我差点叫出声来！可那脸庞只一闪，便不见了。

（11）我又默坐了一会，站起身来，悄悄走上台阶门口，屋里有说话声音！还有倒水声！我赶紧后退了几步。好了，沈先生，我走了——这里是有人给您看房子的。我放心了。

（12）我走出了门，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半掩着的斑驳的铁门。我凑近去读那铭牌上的字：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作家。1931 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在青期间完成了《从文自传》、《三个女性》、《月下小景》和《三三》等文学名著。

（13）我走了几步，又蓦地一回头，目光正好落在掩映在青藤下的蓝色门牌上：福山路 3 号。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教：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