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愈为镜

从维熙

①中国民俗谚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泉则秀。这儿的山上无仙，江中亦无流泉戏水，但是地处潮州境内的韩山、韩江，却名贯广东大地，成为大海之滨一道奇异的人文风景。何故？只因为唐代文人韩愈被贬官离开长安后，曾在这儿当了不足一年时间的地方小官。他似乎比“仙”和“泉”更具有震撼和感召力量，使原本为他姓的山和水，后人将其统统改为韩姓：山易名为韩山，水易名为韩江。笔者应邀去潮州一所大学讲演时，在校园门前看见学校的门楣上，也刻着韩山师范学院的字样。一个唐代的文人，在贬官后的失意之时，居然用生命写下使江河易色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本身还是一首千古绝唱。因而我在潮州驻足的时日，留给我的不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怀古的咏叹，还从韩愈的曲线人生经历中，似乎找到一面为文为官之道的明镜。

②昔读《昌黎先生集》时，知道韩愈是河南河阳县人，号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诗文磅礴隽永而名扬天下。此外，史书记载他还是一位正统儒理学家。因其一贯以孔孟之道，反对佛门道院之玄学，在唐宪宗十四年（公元819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官爵时，因上书皇权阻谏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去奉迎一块佛骨，而被贬官到粤海之边的潮州刺史的。笔者昔日曾读过他在被贬官的路上，马过秦岭时留下的诗句。此诗，是写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他侄子的。其字里行间，除了透骨的悲凉之外，还咏叹地预言，他的一把老骨将埋葬于他出使的潮州瘴江。记得，我年轻时读此诗文时，心中曾充满了对韩愈的同情：韩文公何罪之有？不就是敢于批评皇帝吗，一纸谏文就遭发配潮州之噩运，不知他是否真的埋骨于潮州之畔的瘴江？直到此次潮州之行，才让我对韩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被贬官到潮州的韩愈，不仅没有葬骨于粤东的瘴江，说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他在此为官的时日，这儿的江河易色，竟然统统改为韩姓，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③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仅以唐代为例，文人中的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可以这么说，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④笔者沿韩江而行时，江边有一座古亭映入眼帘。停车仔细观看，见亭内有一石碑，碑下压着一条鳄鱼石雕。当地友人为我解疑说，这是后人为纪念韩愈带领当地百姓的驱鳄之举，而建立起的功德亭。韩愈初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当时此地的黎民百姓，因为继承了远古的迷信传说，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向江里投下屠杀了的牛羊猪狗等生灵，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理之道，反对神鬼的玄学之说，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把信奉神灵视为灵魂之全部，因而驱鳄之举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为害一方的鳄鱼驱之于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兴修水利机遇，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华。因而，后人一直垂念其德政，在江边立起这个临江亭和亭内的功德碑。其影响之大穿越了时空，直到明朝嘉庆年间（1537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韩愈德政的崇敬。此为韩愈在粤东的肖像之一。

⑤尽管大唐时期，还属于帝王世袭的封建社会，但在唐律中已有不许“纳良为奴”的律条。但当时的粤东岭南，处于大唐版图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韩愈贬官到此地时，该地盛行贩卖人口之恶习，地方志中留有“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的记载。用白话文解析，就是在饥荒之地，有钱人家能收贫穷人的全家为奴。韩愈到了潮州之后，以大刀阔斧之气势，更改这地区的千古陋习。此举比驱鳄更为艰难，因为鳄鱼是没有思想的低级动物；而脖子上顶着脑袋的人，无论是贩奴买方和卖方，都是有思维的活人。韩愈为此付出了比驱鳄之举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扫沉积于粤东的千年恶习。韩愈早有铭言喻世：“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就是用这种不知疲惫的执着精神，而完成他解放奴隶的壮举的。据地方史料记载，韩愈此举开花结果后，曾有贫苦奴民称他为粤东岭南的“韩青天”。笔者翻阅过始自远古的人文资料，一个仕途败落的文人，能不顾自我伤痛而把疾苦黎民之痛苦放于其上，并拿出全部精力为其解痛者，华夏大地唯韩文公一人也！这是韩愈被贬官到潮州后的肖像之二。

⑥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是韩愈在八个月内的政绩。不知是他的时运不济？还是唐宪宗余怒未消？也许是二者兼有之故吧，他在潮州为官八个月之后，又被贬官到袁州当“芝麻绿豆官”去了。因而，当笔者登上韩山上巍峨的韩公祠时，不禁百感丛生：天下浪漫文人，多如天上繁星；天下无文采而缚于理性牢笼中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将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可谓寥寥无几，而韩愈两者兼备，犹如平地上的高山。以文而论，文史学家评说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以理而说，他是个敢作敢为、荣辱不惊、视庶民百姓为父母的清官。该怎么形容才准确呢，他堪称中华民族官吏史上的一个奇人，又是人文星空中的一轮皓月！

⑦后人为了纪念他为文为人之德，在韩山绿色环抱中，为他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祠堂。据知，前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是从不到处随便题辞的，但他却在韩愈祠宇的石牌楼上，亲笔写下了“韩文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石阶攀登约百余米，即韩文公祠宇中的主殿，韩愈雕像之上悬挂着“百代文宗”的牌匾，两个古代侍卫模样的泥塑，站在韩愈两旁陪伴着他的英魂。沿山而上的长廊两侧，皆为唐代之后官人和文人对他的评说，始自宋代苏轼，一直伸延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笔者统计了一下，总共四十块碑文，碑文以各种书体刻下对这位“百代文宗”的盛誉。至于潮州的本土人士，更是以韩愈曾在此地驻足为荣。与我一同登山的当地文联友人对我说：

⑧“千古中的文人至圣，从长安被贬到我们这儿来，成了我们这方水土至高无上的荣誉。”

⑨我说：“愿华夏大地的文人，能有韩文公敢言、敢行的文人风骨；愿那些文以进仕者，都能以韩愈为镜，照一照自己的形神！”

智商测试之前世今生

①在国外流行多年的智商测试，前些年在中国的情形似乎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美国，入学、求 职之类的事情，都可能面临智商测试，所以五花八门的“智商培训”之类的“班”在美国也很多。而在中国 的许多杂志上，类似的测试虽然也经常可见，不过那通常还只是让读者做着玩玩的，不会当真影响一个人的 实际状况。在中国好像也还较少见到“智商培训”之类的玩意。但智商测试近年已经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 有些苦于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家长，也会忧心忡忡地带着孩子去做智商测试。上海某学校对幼儿园学生家长 的测试题在网上不胫而走，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质疑。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又很快要完成 “与国际接轨”了。

②追根溯源，智商测试已有百余年历史，不过它的“血统”却是不大纯洁，甚至还隐隐透出某些邪恶的 色彩。

③智商测试的理论发端于高尔顿，此人是达尔文的表兄。但他的名字主要是和后来被普遍认为“政治不 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1869 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一书，主张人的 才能可以遗传。在 1884 年的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搞了一个摊位，打出“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 牌，替人进行测量和测试，据说颇受欢迎，有的人还主动付钱给他，这或许可以视为现代智商测试的开始。 事实上，智商测试与优生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尔顿晚年正值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他仍孜孜不倦 地在各种公开场合演讲并发表文章，继续鼓吹优生学。他的学说也得到过若干名流的赞同和欣赏，例如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等等。

④19、20 世纪之交，法国人宾尼特成为现代智力测试的奠基者。19 世纪 80 年代晚期，宾尼特研究他两 个未满 5 岁的女儿，发表了三篇文章，成为智力测试领域的奠基性文献。宾尼特对人的智力进行分等，正好 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例如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当局急需甄别申请入境的移民是否“弱智”。所以智 力测试的理论虽然发端于英国人，奠基于法国人，但它却在新大陆最先找到了大行其道的土壤。戈达德在美 国大力推行宾尼特的方法，美国的公立学校从 1910 年开始对学生应用智力测试，这似乎象征着智力测试开 始获得正式地位。

⑤那么，如何看待现今的智商测试？ 。

⑥这使我想起前几年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蒋功成教授，他曾在论文的初稿中写过这样两句我非常欣赏 的话：“有政治上正确的伪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真科学”。我们当然还可以补充另外两句：“有政治上 正确的真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这样就全面了。套用上述概念组合游戏，那么智商测试即使 是“真科学”，应用起来也很容易陷入政治上不正确的状况，而倘若它其实是伪科学，那就更容易被视为“政 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了。

⑦如上所述，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更不是“精密科学”，如果将它归入“伪科学”之列，应该也不 算太冤枉它。但如将此事彻底视为骗局，则又失之简单了。对于它在今天的流行，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只 要社会处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状态中——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社会就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筛 选机制，来帮助实施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举例来说，现代教育就是这样的筛选机制之一。为何 发达社会总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学历社会？就是因为现代教育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已经背离了“塑造人格”、 “培养技能”等等的教育初衷，而演变成为进行“公平”筛选的机制。学校中为何要学许多在进入社会之后 完全“无用”的知识？为何要考许多纯粹“整人”的题目？其实这些知识和题目并非完全无用，它们的实际 用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考不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实施有限社会资源（比如中国当下的“985 高校” 录取名额）的相对比较公正的分配。

⑧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之后，再来看一个世纪以来日益流行的智商测试，就不难套用“存在的就是合理 的”这样的哲学命题了。经过高尔顿、宾尼特、戈达德……等人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智商测试打 造成一门“科学”，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于是智商测试实际上就成为又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 它和作为主要筛选机制的现代教育相伴而行，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并不存在于它自身理论所宣称的意义上。

（摘自《科技生活》）

林肯中心的鼓声

木 心

搬到曼哈顿,与林肯中心几乎接邻,听歌剧,看芭蕾,自是方便,却也难得去购票。

开窗,就可望见林肯中心露天剧场之一的贝壳形演奏台。那里每天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演出。废了室内的自备音响,乐得享受那大贝壳中传来的精神海鲜。节目是每天和每晚更换的:铜管乐、摇滚乐、歌剧清唱、重奏,还有时髦的名称也来不及定妥又变了花样的什么音乐。我躺着听,边吃边喝边听,比罗马贵族还惬意。但夏季没过完,我已经非常厌恶那大贝壳中发出的声音了;不想“古典”的日子,偏偏是柔肠百转的惹人腻烦;不想摩登的夜晚,硬是以火爆的节奏乱撞耳膜。不花钱买票,就这样受罚了。所以每当雷声起,电光闪,阵雨沛然而下,我开心,看你们还演奏不!

可惜不是天天都有大雷雨,只能时候一到,关紧窗子。如果还是隐隐传来,便开动自己的音响与之抗衡,奇怪的是,但凡抱着这样心态的当儿,就也听不进自选的音乐。可见行事必得出自真心,强求是不会快乐的。

某夜晚,灯下写信,那大贝壳里的频率又发作了,看看窗外的天,不可能下雨,窗是关紧的,别无良策,管自己继续写吧……乐器不多,鼓、圆号、低音提琴,不三不四的配器……管自己写吧……

写不下去了——鼓声,单是鼓声,由徐而疾,疾更疾,忽沉忽昂,渐渐消失,突然又起翻腾,恣意癫狂,石破天惊,戛然而止。再从极慢极慢的节奏开始,一程一程,稳稳地进展……终于加快……又回复凝重的持续,不徐不疾,永远这样敲下去,永远这样敲下去了,不求加快,不求减慢,不求升强降弱,唯一的节奏,唯一的音量……其中似乎有微茫、偶然的变化,变化太难辨识,却使听觉出奇地敏感,出奇敏感的绝望者才能感觉到它。之后鼓声似乎有所加快,有所升强……后又加快升强,渐快,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像是人力击鼓,但机械的鼓声绝不会有这“人”味,是人在击鼓,是个非凡的人,否定了旋律、调性、音色,各种记谱符号。这鼓声引醒的不是一向由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人,除了历来习惯于被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之外,还确有非管乐、弦乐、声乐所能引醒的因素,它们一直沉睡着,淤积着,荒芜着,原始而古老。在尚无管乐、弦乐、声乐伴随时,这些因素出现于打击乐,在漫长的遗弃废置之后,被今晚的鼓声所引醒,显得陌生新鲜。这非音乐的鼓声使我回到古老的蛮荒状态,更接近宇宙的本质。这鼓声接近于无声,最后仿佛只剩下鼓手一个人,而这人必定是遒劲与美貌、粗犷与秀丽浑然一体的无年龄的人——真奇怪,单单鼓声就可以这样顺遂地把一切欲望击退,把一切观念敲碎,不容旁骛,不可方物,把它们粉碎得像基本粒子一样分裂飞扬在宇宙中……

我扑向窗口,猛开窗子,鼓声已经在圆号和低音提琴的抚慰中作激战后的喘息,低音提琴为英雄拭汗,圆号捧上了桂冠,鼓声也将息去——我心里发急,鼓掌呀!为什么不鼓掌,涌上去,把鼓手抬起来,抛向空中,摔死也活该,谁叫他击得这样好啊!

我激动过分,听众在剧烈鼓掌,尖叫……我望不见那鼓手,只听得他在扬声致谢……掌声不停……但鼓声不起,他一再致谢,终于道晚安了,明亮的大贝壳也转为暗蓝,人影幢幢,无疑是散场。

我懊丧地伏在窗口,开窗太迟,没有全部听清楚,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听他击鼓,冒着大雨我也会步行去的。

我不能荏弱得像个被遗弃的人。

又不是从来没有听见过鼓声,我是向来注意各种鼓手的,非洲的,印度的,中国的……然而这个鼓手怎么啦,单凭一只鼓就使人迷乱得如此可怜!我承认他是个幸福的人,我分不到他的幸福。

(有删改)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日益强劲。这种动力主要来自民间。它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当前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件下形成了“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书写历史需要相应的能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

推动公众史学在探索创新中不断前行。公众史学对于充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公众史学发展，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公众史学学科体系，其次，公众史学发展应立足我国史学资源，发扬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最后，有的放矢采取有效举措，解决我国公众史学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尤其要引导专业历史研究者走出书斋，帮助公众提高史学修养。

（摘编自陈娜《隹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