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两位小保姆的故事

刘醒龙

小时候住在山里，每当黄昏来临，我就会出神地望着远处山腰上的那棵大樟树。传说这是一天当中灵魂开始出没的时候，月光落地，清风入夜，这些都是它的背景。一棵独立山中的大樟树，是这片大山灵魂的旗帜。大约是在十三四岁时，我终于如愿，到达这棵大樟树下。很奇怪，出发时自己还激动不已，可真的用手搂抱着醇香醉人的树干时，心里却平静得如同刚刚在路边用手掬起来喝得痛快的泉水。

女儿尚小的那几年，家里前后请过几位小保姆。之所以做不长，大都因为她们思家心切。但也有两位例外。早来的那位女孩，初中毕业。朋友们特地介绍说，她家离大樟树只有两里路。一见面我就问她，那棵大樟树还在不在。女孩回答说，在，已被列为重点保护的古树了。

女孩一来就表示自己最多只做半年。开始还不太在意，以为是想家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发现女孩是当真的。她之所以愿意出来，是想挣钱给父亲治病。她父亲患了食道癌。所以，女孩连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只要有空就看报纸，而且特别喜欢看各类广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各种招工和招聘信息，直到有一回清理床铺时，发现她的枕头下面压着许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类治疗食道癌的信息，我们才有所明白。

正好半年的那天晚上，女孩突然对我们说，她要去汉口的某个地方买能治食道癌的药。这之前我们带女孩到过汉口几次，每次都是乘出租车。这时候的女孩却连乘几路车，哪一站上，哪一站下，甚至中途如何换乘都能倒背如流。女孩要买的那种灵芝做成的药，媒体上已不止一次披露，其治癌的功效是假的。但女孩言辞切切，让我们不好直接提出告诚，只好答应说，我先去看看情况，然后再带她去。同时费尽心机地将披露相关情况的文章找出来，放到她的房间里，希望她看过后，能有所转变。可接下来的几天里，女孩反而更加迫切地反复催问我们，何时让她去汉口买药。

我是真的不想让女孩去。这种近乎天价的所谓灵芝提取物，分明是被一些人当作汉正街上的小商品在卖。在女孩用最后通牒的方式表示要自己去之后，我不得不陪着她去了那个卖药的地方。女孩从汉口回来后，从床底下拖出早已悄然整理好的全部行李，包括她亲手制作的那些关于食道癌的报纸剪贴，当即就要去车站。她说：“我要给父亲送药回去！”

上了车后，她回头默默看我的那一眼，突然让人心酸极了。

那天晚上，女孩离开后的家里格外冷清。妻子只说了一句，如果那药真的有效，我都愿意多买些送她。包括我们，其实都害怕真相。一直不敢对女孩说，凡是做广告说成是癌症克星的肯定是假药。对女孩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类虚假的广告，谁也承受不起失去的打击。

乡村的大樟树是一个活生生的哲理。在远处遥望樟树的人，内心比每天都能享受樟树荫蔽的人还要丰富。明白真相的时候，倒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格外无助。正像有一阵子社会舆论竭尽全力地反对灵魂的存在，失去灵魂支撑后，同一时期的社会发生了近百年来最大的动荡。

之后来家带孩子的第二个女孩，心地十分善良，女儿和妻子十分满意，过年时，还专门开连送她到离家最近的小路口。说好过完年她就回来，并将回程的车票钱都给了她。女孩穿着妻子送给她的那件红色呢绒大衣，在冬日的原野上一路走走停停。

我们一直等她到正月底，仍没有任何音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打击，于是我们决定，不再找小保姆了，孩子则由自己来带。这样过了半年之后才听说，女孩非常想再来，却没有钱搭车，连同我们给的返程车票钱，她都给了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女孩已再次来到武汉，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长江二桥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零工。

到这一步我们才有所明白，那一次女孩在踏上小路后，不断地回头看我们，是心有纠结难以启齿。女孩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一封信，收到信时女孩先是灿烂地笑，说是弟弟写来的，然后马上躲进房间。信很薄，女孩却要看上至少半个小时，再露面时，身上总是怀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事后曾经猜想，女孩最后看我们一眼时，也许还在犹豫是否开口预支两三个月的工资。那样，她就可以将家里的事情全部安顿好，只要余下三十八元钱，她就可以在那处小路口上招招手，拦住一辆来武汉的长途客车。几年之后，妻子还在提起这个女孩，长江二桥离家如此近，她到武汉后，怎么就不肯来打个招呼呢？或许，是那张返程车票梗在中间，成了打不通的大岭关山。女孩一定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拿了车票钱，人却不来。

其实，真正惭愧的是我们，是我们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过得久了，用以体察周围的智慧锈蚀了。

灵魂出现在我们身边，并非总是伴随命运的起承转合。有时候，它宁可成为一张车票，或者干脆就是一包借灵芝之名的药。

（有删改）

奶奶的星星

史铁生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我愣愣地听，不哭了。我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鹤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楚。

“噢唤，睡觉吧，猴子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盆里的水反射出来的。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的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有很多人当着奶奶的面对我说，是奶奶把我带大的，长大了不要忘了奶奶哟！那时候的我懂些事了，在奶奶的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玩你们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于还不能掌握的语言，意思大概是：“这话用你们说吗？”奶奶紧紧地把我楼在怀里，笑着说：“等不到那会儿！”那神情仿佛己经很满足了。

“等不到哪会儿？”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不停地笑，我知道她不会那么想的。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总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

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的身上，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地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喜欢干这个的，踩来踩去，总也踩不到尽头。

“行了吧？”我问。

“再踩两趟。”奶奶说。

我大跨步地踩了个来回，问：“行了吧？”

“唉，行了。”

听到这话，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

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你踩腰。”

“哟，那还不把我踩死？”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你为什么等不到那会儿呀？ ”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地依在奶奶的怀里。那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趴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

“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人意料地回来了。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少了一颗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

“为什么要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如今，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在夏天的晚上，我时常还像孩予那样，仰着脸，猜想哪一颗星是奶奶……我慢慢地回想奶奶讲过的那个神话。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有删减）

把他送到树上去^①    ——《树上的男爵》读后

①卡尔维诺在仰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发现粗壮杂乱的树干酷似一条条小路，树干之路幽暗、弯曲，当它们向四面八方延伸，一种神秘的难以勾勒的旅程也在空中铺展开来。是光线的旅程？是昆虫、苔藓或者落叶的旅程？许多从事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人都可能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但卡尔维诺独具慧眼，他看见了别的，他在树上看见了一个人和他的家园。那个人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去，树上跳动的人影，恰是作家守望的人物。所谓灵感来了，很多时候说的是人物来了。

②有个人爬到树上去，不是为了狩猎和采摘，不是孩子的淘气，是为了在树上生活！读者无法忘记《树上的男爵》这部小说，其实是无法忘记一个人爬到树上去生活。爬到树上去的柯西莫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这样的人物设置至今令人震惊，它在文学史上闪着宝石般的光芒。

③《树上的男爵》出版于1957年，距离卡尔维诺的成名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发表正好是十个年头，与他的另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分成两半的子爵》，则相隔五年时光。

④对于一位优秀的作家来说，青壮年期的十年时光应该是一段河流般奔涌的创作史，可以泛滥成灾却不允许倒流，而卡尔维诺似乎是在斜刺里夺路狂奔，背叛自己的同时也脱离了保守的意大利文学大军。卡尔维诺脱颖而出之时正是意大利二次大战的疮疤渐渐结痂之时（他早已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触及了那块溃烂时期的疮疤），战争年代他在破败的街道和酒馆中体会意大利的悲怆，和平年代里有闲适的心情观察祖国意大利了，结果他从树上发现了自己的祖先。从开始创作就这样，卡尔维诺善于让人们记住他的小说。五年过去后意大利贫穷而安详，卡尔维诺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单就人物设置来说，已经抛弃了人们熟悉的模式。

⑤十年过后，《树上的男爵》应运而生，令人震惊的卡尔维诺来了。他几乎让一个传统的小说世界都闪开了。让亲人们闪开，让庄园闪开，甚至让大地也闪开，让一棵树成为一个人的世界，让世界抛弃孤独者，也让孤独的人抛弃他人的世界。这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对小说人物的设想，也是他文学生涯中一次最决绝而勇敢的小说实践。

⑥少年男爵柯西莫可以为任何一个借口爬到树上去，不一定是为了拒绝吃蜗牛。反叛与拒绝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和实际生活中一样多，但卡尔维诺是处心积虑的，爬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这声音是圣洁的，也是邪恶的，是人们能听见的最轻盈也最沉重的召唤。不仅仅是为了反抗，也不是为了叛逆，当一个孩子任性的稚气的举动演变成一种生存的选择之后，这个故事变得蹊跷而令人震惊起来。读者们大概都明白一个不肯离开树顶的少年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哲学意味，但每个人也都为卡尔维诺惊世的才华捏了一把汗，他怎么让这出戏唱完呢？柯西莫将在树上干些什么？柯西莫会不会下树？柯西莫什么时候下树？（大家都明白，柯西莫下树，小说也该结束了。）

⑦卡尔维诺不让柯西莫下来，柯西莫就下不来。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依赖于作家顽强的想象力和近乎残忍的幽默感。如果说柯西莫在树上与邻居家女孩薇奥拉的糊涂的爱情还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他在树上与强盗布鲁基的交往进而产生友谊却让人猝不及防。布鲁基强迫柯西莫给他找书看，而且不允许是无聊的书，他最后被捕的原因也是为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最奇妙的是布鲁基临刑前还关心着书中主人公的下场。

⑧卡尔维诺放大了柯西莫的树上世界，这个人物便像树一样长出许多枝条，让作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柯西莫在树上走来走去，从十二岁一直走到年华老去。“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柯西莫变成了老人。”老了的男爵沿着树上的世界一直走到遥远的森林中，亲历了战争，最后见到了拿破仑。小说结尾挫伤了读者的热望和善心，柯西莫没有回到地上来，垂死的柯西莫最后坐上了热气球……小说以奇迹开始，以奇迹结尾。

⑨最汹涌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追本溯源的，有时候它的发源就这么清晰可见：树上有个人。在我看来，《树上的男爵》已经变成一个关于生活的经典寓言，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课堂式的问题，你觉得是哪一步棋造就了这部伟大作品的胜局？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这么回答：就是一步险棋，险就险在主人公的居所不在地上，而在树上。

⑩总是觉得卡尔维诺优雅的文字气质后隐藏着一颗残酷的心，细细一想便豁然开朗：有时候一个作家就是统治人物的暴君，对待柯西莫这样的人，放到哪儿都不合适，干脆把他送到树上去！

（取材于苏童的同名文章）

（注释）①本文发表在《小说选刊》中的“小说课堂”栏目。卡尔维诺( 1923-1985)，意大利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