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追求鲁迅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深入理解。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可见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当然，鲁迅思想的经典化不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不是仅仅以史料挖掘、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工具化”鲁迅思想，也不是把鲁迅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进而“肥大化”鲁迅思想。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具有非凡的功能。

(摘编自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

作为中国高铁“四纵四横”高铁网建设的收官之作，宝兰高铁的开通标志着中国高铁网建设开始向“八纵八横”的目标迈进。2016年7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布，在“四纵四横”的基础上打造“八纵八横”，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

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的推进，中国高铁将迎来发展的新时代。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30年，中国铁路网运营里程将达到2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4．5万公里左右。

（摘编自搜狐网《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收官迎来“八纵八横”时代》）

华商报记者从西安铁路局获悉，作为首条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铁，宝兰高铁自开通以来客流持续火爆，截至8月9日开通满月，累计发送旅客58．5万次，日均近2万人次，“高铁丝路游”已经成为了今年夏天旅客出行的一大热点。

宝兰高铁开通以来，日均开行动车组33对，平均

此外，针对宝兰高铁开通后去去往兰州、西宁方向游客增多的实际，西安铁路局联合西安市旅游局，邀请甘肃省旅发委及丝路沿线城市旅游部门在西安北站共同举行“乐乘高铁·畅游丝路”旅游推介会，推出“高铁十旅游”多项旅游产品，旅客持高铁票和身份证可享受宝兰高铁所经城市和地区的景区、酒店住宿、餐饮等多项优惠政策，从吃、住、行多方面为旅客打造“一条龙”的出行服务。

（摘编自雷婧《宝兰高铁开通满月日均发送旅客近2万人次》）

银西高铁、吴忠至中卫城际铁路目前进展顺利，2018年银川至中卫段高铁将通车运营，宁夏人盼望已久的高铁梦将提前实现。2020年银西高铁等将全线建成通车，届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宁夏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域文化氛围浓郁、旅游和矿产资源丰富，但目前其境内大部分铁路为单线，运输能力和技术标准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宁夏经济社会和对外发展的客观需求，不利于宁夏发挥区位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辐射区域，高铁的发展将为宁夏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也给宁夏发展提供巨大的机遇，扩大与外界的经济连接，将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全国的大市场中，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

宁夏的高铁建成后，可以进一步打通西部能源向东、向东南运输的最便捷通道，同时带动铁路沿线地区物流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更会带动区域之间的人员、物资、特产等的交流和互动，等于将整个宁夏的路网进行了一次全面优化升级。而作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宁夏更可以顺势而为，抓住国家设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重大机遇，全面加强国际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建设富裕、美丽的新宁夏。

（摘编自新华网《高铁助力幸福梦想照进现实》）

“云浮郁南的无核黄皮，今天刚摘的，尝尝。”粤桂黔名优特产品展销会上，广东果农宋少冰向在云浮展位前好奇驻足的人们推荐。个大饱满的黄皮，还带着新鲜采摘的香气，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

贵广高铁开通后，广州至贵阳最快仅需4小时。瞄准高铁机遇的远不止宋少冰一人。

粤桂黔三省区自2014年底实现高铁互通以来，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以贵广、南广高铁为纽带，以打造国家级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为目标，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粤桂黔“4小时经济生活圈”逐步形成。

8日，第三届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在贵州都匀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13个城市共同签署《粵桂黔高铁经济带协同创新合作共识》，另有13个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摘编自李妹妍《粤桂黔共绘“4小时经济生活圈”》）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 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中国人重关系。毋庸讳言，“差序格局”依然是解释关系运作最有力的概念。首先还是重温那个著名的波纹比喻吧：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语）

这段表述强调了差序格局的关键运作机制：“推”。费老说“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并说“由己到天下是一圈圈推出去的”。有趣的是，费老提出“差序格局”时是指出它具有伸缩性的，也就是可以推出去，也可以收回来，但他并没有在“收”上着墨太多。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了自己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自己人关系有两种生成方式，一是亲缘性，二是交往性。从关系类型来看，也大致可以分为亲缘性自己人和交往性自己人。自己人的两种生成形式是可以区分清楚的，但两种自己人关系却并非截然区分的，比如亲缘性自己人也可以通过交往变为交往性自己人，交往性自己人也可以进入亲属关系变成亲缘性自己人。

自己人是差序格局中的突变，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个人可以在缺失交往性自己人的情况下通过亲缘性自己人获得人之为人的本体意义，反之则不然，即使可以获得更全面的功能满足，却无法弥补本体性价值的空虚。比如“死门子”是指那些埋头过日子却极少与村落中其他人发生社会交往的家庭，他们虽然因此会缺少许多社会支持——交往性自己人，但仍能通过家族——亲缘性自己人获得必要的功能性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前有人供养死后有人祭祀的完整的“人”，他们作为人的本体性意义照样可以获得。相比之下，没有家庭的“光棍”尽管可以通过参与社会交往获得交往性自己人支持，却因为缺乏亲缘性自己人——尤其是家庭，而被乡土社会认定为不完整的人。

再来看交往性自己人。这类自己人关系是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的。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交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交往对象既有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境，交往规则和交往方式也会有所改变。交往性自己人的确立主要是“突变”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双方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确立自己人关系其实是“突然”完成的。2012年7月份，笔者在江汉平原官桥村做田野调查时曾与一位60多岁的老人讨论他的朋友关系。这位老人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给另外一个村的老人免费耕田，两人关系之好远近闻名，有村民说老人很傻，因为他很少得到对方的回报。老人跟笔者说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可以拿命换的，耕田算不了什么，他从不计较对方的回报。笔者后来去访谈老人的那位朋友，那位老人对此也是心安理得，并说这样的朋友才真正靠得住。

在众多交往性关系中，通过检验成为自己人的毕竟只是少数。现实中会出现交往双方的定位偏差，即“我拿你当自己人，你却拿我当外人”的情况，这说明“自己人”是可以作为交往期待而脱离实质内涵存在的，换句话说，将普通交往关系“自己人化”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交往策略。只要宣称将某人作为自己人了，就可以将某些交往期待加之其身，成为对对方的道德压力，促使其改变交往规则，用真正自己人的方式回报。

（摘编自王德福《乡土中国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