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芑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融合渗透，构成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关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破除所谓的“商业无道德神话”，改变“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塑造“价值优先”的商业文化。

历史地看，现代商业社会的“无道德”特征是与现代商业文明起源于伦理观念这一事实和传统背道而驰的，在现代商业文明发起的源头，伦理观念不但孕育了新的商业精神，还通过这种商业精神带来了持续而稳定的商业繁荣。有趣的是，大约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里，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欧洲。

明清之际，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缔造了中国社会一度的商业繁荣，而在背后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恰恰是被称之为“贾道”的伦理观念。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商人大多原是儒生，“弃儒就贾”后便不自觉地把儒家的义利观念带入商业活动，渐渐有意识地生发出作为“道统”之一的“贾道”。正是带着经商也是“弘道”的信念，明清之际的儒商不仅有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还乐于承担一切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编族谱、建宗祠、疏通河道、开路修桥、建书院寺庙等。儒商的种种义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政府的褒奖，他们也愈发看重自己的名德。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加尔文宗诸派宗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赚取了“第一桶金”。这种赉本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禁欲主义天职观，即从事商业活动不再是低践的行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为上帝劳作的天职。

不难看出，无论是明清商人的“贾道”理念，还是欧洲清教徒的“天职观”，它们之所以能成就一种商业文明或塑造一种商业精神，关键就在于它们能把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某种公认的崇高价值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个体既获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认同，社会也从中受益并对个体进行良性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商业无道德神话”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实现个体行为动机与社会成就评价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两者相铺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强调在个体层面改善行为动机而不调整社会成就评价体系，那么道德的个体就有可能在社会压力系统下面临“劣币驱除良币”的道德厦险。如果社会成就评价的调整不能起到改善个体行为动机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评价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无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互动不但在说理层面和社会教育系统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野吸收对方有益的东西，更需要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一切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通过一定的机制、措施、路径把这种良性互动现实地建立起来并一直推动下去。

（摘编自张霄《培育商业伦理精神》）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