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生命

蒙田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光阴”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加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语）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为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安徽省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众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问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一到冬季东南亚就会出现危险病毒在传播的消息，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中国内地—香港—泰国这个“传染病三角区”此次也不例外。泰国爆发的禽流感（几乎200万只家禽遭感染）还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1997年的历史再度上演，当时香港有6人死于这种疾病。

动物疾病能传染给人，这并不新鲜。这是一个自然且十分古老的过程。俄罗斯医学院伊万诺夫病毒研究所主任德米特里·利沃夫说：“病毒、微生物以及一切致使人类患传染病的病菌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体的。在人类走出洞穴和动物受到驯化的几万年间，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菌转移到家畜身上，再由家畜传染给人。”难怪医学界很早以前就试图将大规模流感的责任归咎于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对流感这种令人困惑的疾病的解释是因为周围马和猪患病。19世纪，在布哈拉酋长国行医的俄罗斯大夫认为，游牧部落患流感与大量养马有关。甚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顷刻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一开始也被认为是“猪流感”。只是到了后来才搞清楚，这种疾病其实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近年来对于普通人来说，真正骇人听闻的是“禽流感”。对新疫病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严重的疫情有可能导致60%的人口受感染。在官方证实的患禽流感的人中，多数病例是致命的。这是否意味着，禽流感带给人类的是无法回避的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流感问题专家尤里·根东说，如果自然界并不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的话，就不会在不同物种之间设置防传染屏障。禽类病毒要传染给人是很不容易的，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几年前在英国做过一项实验，给志愿者接种禽类常见的各种流感病毒，结果无一人感染。要使病毒进入机体细胞并开始传播，必须具备一种能使血红蛋白分解的特殊酶。进入每种动物的机体都得有一把钥匙，禽类病毒没有进入人体的钥匙。人患上禽流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首先必须是人的免疫机能或其他系统出现紊乱。当然，这种紊乱的特点还有待研究。泰国人口6000万，约200万只家禽感染病毒，禽流感以闪电速度迅速蔓延。但即便如此，已确诊的感染者仅为12人。

专家谈到的另一个情况能够平息对禽流感日益加剧的恐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整个历史上，这种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官方记录只有两例。目前尚无人受到病人的传染。因此说疫情即将来临显然过早。不仅仅出现过禽类灾难，尤里·根东说：“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上世纪60年代美国士兵感染猪流感病毒的事了。那时，美国也作了疫情来临的准备，甚至迅速生产了1.5亿支疫苗制剂。”结果疫苗不仅没用上，还在接种时带来种种麻烦，耗费大量资金，尚未发生一例人与人之间传染猪流感的事件。可见，物种间的防传染屏障是可靠的。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