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A．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大政策持续发力

B．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就业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C．各级各类教育长足发展人力资本存量

D．互联网技术新岗位、新职业个体就业质量

爱国志士丘逢甲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更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才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阊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稳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接编自《台湾周刊》）

（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

走过荒原

①诗歌总是使人难忘。我已经很少阅读诗歌了，然而诗歌中的一些意象，比如日本俳句中的菊花与刀，前苏联诗歌中的路，英国诗歌里的夜莺与云雀，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②类似的自然还有荒原。少年时读过的唐诗，诸如“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片孤城万仞山”、“远目不堪空际送”这样的句子，我至今耳熟能详；而 T· S·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荒原上／孕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那些迟钝的根。／冬日使我们温暖，它以遗忘的雪／覆盖大地，用干枯的块茎／喂养弱小的生命……”十多年过后，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③是什么使荒原让我如此刻骨铭心？某年某月，当我在北京听到根据日本民歌改编的吉他曲《荒城之恋》时，竟禁不住潸然泪下——既感叹中日文化之间难以言说的千丝万缕，更为飘然逝去的岁月无限感伤。想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名篇所蕴含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精妙的语言，广阔的文化语境，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深邃的洞察；而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荒原意象带给我的强烈对比和无限想象——少年时居住在江南小镇，杏花春雨中感受荒原的粗犷、苍凉和沉寂，无法不怦然心动；读到艾略特，我正在喧嚣的上海，荒原的辽阔与地老天荒、荒原上那些卑贱的、渺小的生命之坚韧的律动，让我觉得在大都市所有的寻梦和挣扎都是在自寻烦恼——成为真正的大地之子，或许是当时潜意识的梦想。

④然而，认真想来，如果不考虑诗歌的审美，我所谓的想象和潜意识是否有点矫情？因为实际上，大概在五年前，我曾因一个项目来到了西部；我本有很多机会去看看荒原、直面荒原甚至走过荒原的，可是，总是因为怕错过一些所谓的商机而最终未能成行。扪心自问，即使经过诗歌无尽的洗礼，我是否依然俗不可耐？我的诗情画意是否仅仅耽于想象之中？而诸如荒原这样的景致，如果仅仅在想象中被人记起，如果记忆后仅仅是抒情、观赏或者把玩的对象，这是不是人类和自然的悲哀？可以没有荒原吗？

⑤这使我想起很多人对流浪歌曲的喜爱。大概是以三毛的《橄榄树》为滥觞，流浪的歌吟便充斥于华语歌坛，仿佛整个华人世界就是流浪的故乡。时至今日，歌坛对于流浪的缠绵之情依然经久不散。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那些词曲作者，那些歌手，有多少像三毛一样羁旅天涯、浪迹世界的感受？又有多少愿意去真正地流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在城市呆烦了之后，因为休闲以及一些商业目的，到另一座城市或乡村逍遥地作了一番“伪流浪”。

⑥荒原的情形与此并没有两样。荒原的确是粗犷的，但粗犷的另一面可能是严酷；荒原是苍凉的，但苍凉的背后隐藏着凄苦；荒原是沉寂的，但沉寂并不是宁静；荒原上生命在坚韧地律动，然而却又是如此孱弱；荒原上的爱情或许激烈奔放，但那爱情却绝对包涵着无奈；荒原有大美存焉，然而大美又怎么能替代人间烟火？所以，高适、岑参们的“边塞诗”究其实是远戍边地的无奈的宣泄；艾略特如果不是在慕尼黑隔岸观火，估计也没有抒写荒原的闲情；至于像我这一类修炼不到家的凡人俗子，无病呻吟是常有的事。因此，荒原经常是停留于艺术的虚幻和人们的想象中，走过荒原大多是一种形式，一种见证。有多少人抛弃了尘世的欢乐向荒原迁徙？所以，荒原似乎总是亘古不变，荒原似乎就这样一直在地老天荒。

⑦但是，追求平等与福祉应该是人类无法舍弃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有什么理由听任荒原一直荒芜下去？仅仅为了审美的满足，而后抱着某种优越感去俯视荒原上的同类，这是不是太不公平？由此，就分外觉得福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可贵：研究贫困的荒原，走进寂寥的荒原，然后去想办法改造荒原。这样，即使一片荒原都不存在了，所谓的艺术因之失去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却难道不是人类与自然一大真正的进步？所以，我渴望走过已经不再是荒原的“荒原”，企盼所有的荒原都像我的家乡一样山清水秀，也期待诗歌再现的荒原一片绿色。

⑧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写作本文的此刻，阿富汗南部的荒原正笼罩在战火之中，坎大哈和扎兰季在悲伤地哭泣。或许，我所有期待终归只是一种妄想，荒原，将可能永远无法逃脱荒原和寂寥的宿命。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日》指出;“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廷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