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实绩，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了安徒生。安徒生是一位童话创作者，他开辟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新时代。安徒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创作阶段，其童话风格也从轻快、舒展走向沉重、感伤。此中变化源自安徒生坎坷的经历与复杂的心绪，也使他的作品获得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既有浪漫主义的诗情，又有现实主义的严峻。。

今天，以成年的心境重读安徒生，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底层的关注、对于社会黑暗的洞察讽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追求。尽管是以童话形式出之，却既不幼稚，也不过时，且作品闪耀着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为了获得王子的爱情与人的灵魂，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小人鱼的遭遇真是让人黯然神伤，而她的巨大勇气与牺牲精神又让我们心生敬意，她是人类追求理想的永恒象征。安徒生后期的不少作品都沾染了一种“淡淡的感伤”，可能是严酷的现实生活让他的心灵变得敏感与沉重了吧。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愤世嫉俗，而是更加投入地热爱人类。因为饱尝生活的艰辛，他反倒从寒冷中燃起熊熊心火，从苦难里升张起希望的旗帜。《光荣的荆棘路》便展示了他高度的乐观与对“人”的自信。在作品里，安徒生描绘了人类历史上诸多贡献卓著的前贤，他们无一例外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直面苦难，用自身的拼搏与坚持鼓舞了后来者的斗志。循着他们的足迹，人们未必一定会收获辉煌与快乐，但却可以“超越时代，走向永恒”，流淌在安徒生童话里的这种精神血脉值得我们珍视与传承。

安徒生的另一个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为世界儿量文学在创作方法、文学语言、诗意想象等方面开辟了路径；他用精心熔铸的富有创造力的话语，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世界的洞察，以童话的形式传递给了读者，从而带给他们欢乐与忧伤、遐想与沉思。他的童话不仅适合孩子，也适合成人；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安徒生也并非不能批评，当我们把安徒生的创作与对他的批评联系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安徒生当初所倚重的突破与创新，恰恰成为后来者突破与创新的切入点。比如他所擅长的优美的童话语言，在一些后来者看来，恰恰是阻碍了孩子的阅读。他童话中压抑不住的对美好的歌颂、对丑恶的鞭笞，则被认为是沾染了教化的色彩……类似的争论，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去探究其理，但若从心理角度分析，倒可见出一些端倪。有时候，这些批评似乎未必真想否定安徒生童话，而更多是要倡导一种新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

文学发展的潮流常常是这样，不管经典多么伟岸，后来者都会有新的追求与创见，后来者的活力与价值就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凸显，这是“影响的焦虑”，是文学的流变，也是生命的诉求。后来者要么选择站在经典肩上继绒拓进，要么选择背向经典而别开新路，这种继承或反抗，都是文学也是生命的一种本质表现，从这个用度可以理解很多对于文学经典的批评，甚至至包括一些求全责备的声音。当然，在另一方面，这也让我们对经典的伟大更具会心：那是一种既可供人瞻仰、也可容人探讨的巨大存在。安徒生童话也是如此，它的魅力显现于对它的重读与揣摩之中，它不断激励我们向善向美、向人类最高境界迈进。

摘编自张健《重读安徒生：他的童话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 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 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 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 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

留住乡愁（节选）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