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天文、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平衡、吉祥、美满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也就是办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坛面石块、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龙凤呈祥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东西两侧为东六宫、西六宫，大多用了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内廷多用偶数，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①书院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为唐宋以来千年文脉之所系，在我国学术发展和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②江苏之境自六朝以来即为人文鼎盛之地，而书院之设则始自宋仁宗天圣年间，即侯遗所创的茅山书院。南宋诗人范成大所称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四大书院”，其中的金山其实就是指茅山书院。

③大抵言之，清代虽然是我国书院发展的晚期，但由于官方大力提倡创办书院，故亦是我国书院的最后辉煌期。而江苏以其经济、文化之巨大优势，书院的创办更是盛极一时，并在学术和人才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

④书院数量和规模空前增加。在清代，江苏境内书院的创办以江宁府、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今上海）五个地区最为兴盛，江宁府作为当时江南府的省会，除了省会级书院钟山书院，著名的还有惜阴、尊经、文正等多家。因此，江宁府的书院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层次，皆为其他省会所不及。扬州则有安定、梅花、广陵三大书院，因扬州有两淮盐利，故书院办学经费十分充足，几乎可与省会江宁府相颉颃。苏州时为江苏巡抚的驻地，加之人文兴盛，故苏州的书院“分课制艺经古，其风气不下于江宁、扬州也”，著名的书院有紫阳和正谊等。

⑤师资雄厚。清代江苏由于经济、人文、地理等诸多优势。从而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十分雄厚。钟山书院作为省会级书院，其主讲者皆为当时一流的学者，如杨绳武、夏之蓉、钱大昕、卢文弨、姚鼐、朱珔、陈恩泽、胡培荦、李连琇等皆曾任钟山书院山长或主讲。而其他书院，如俞樾掌紫阳书院，冯桂芬掌紫阳、惜阴、正谊等书院，俞正燮掌惜阴书院，李兆洛掌龙城，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掌南菁，皆为学界之翘楚。

⑥书院学风纯正，治学以考据为主，亦不乏经世之学。各大书院皆有严格的院规，在考课、学业、学风等方面规定明确，生员践行不得稍有逾矩。杨绳武主钟山书院，其制度规约中即有二戒：“一戒抄袭倩带，一戒矜夸忌毁”，直指治学不端之要害。乾嘉以降，考据之学大兴，时书院以朴学为务，亦是大势之所趋，然在此主流之下，随着清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世致用之学渐起，而后江阴之南菁，更是以实学为本，而以经世为务。

⑦人才培养成效卓著。当时江苏各府书院多从全国选拔生员，故能集一时之秀，再经过书院的的培养，涌现出一大批博古通今、经世致用的人才。其培养才人之众，可谓空前，仅“陶澍扶苏时，书院肄业生达千数百人”。而所有学术人才之优秀，亦罕见其匹。如从扬州各书院中肄业的有段玉裁、王念孙、汪中、刘台拱、孙星衍、洪亮吉、任大椿等人，皆清中晚期学界之中坚。

⑧光绪年间，学政黄体芳在江阴创办书院，而径取名曰“南菁”。其历时虽短，但在西学大潮澎湃来临之际，它一方面为传统书院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亦为新学开启了先声，实无负于“南菁”之名。进而言之，如果说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白鹿洞、岳麓等开创了传统书院事业的先河，引领了潮头，那么清代的江苏书院则为之圆满地画上了历史的休止符。

（摘编自《清代江南书院文化成就卓著》）

古寓言内的猫鼠

王尔龄

②柳宗元有一则托物寓言的小品，传诵甚广。永州某氏，子年生，属鼠，由此爱鼠，不畜猫，且禁童仆击鼠。鼠类相告而群至，饱食而无祸。后来某氏迁居，继往者借来五六头猫，又用阖门、灌穴、捕击诸法灭鼠。宠鼠之事，世所罕见，宠而至极，若永某氏者恐怕不会实有吧，出于柳宗元的想象，大概可以断定了；但他一定见过类似的社会现象，构思这篇寓言式小品，以击鼠辈，则其意甚明。

③捕鼠是猫的天职，明宋濂的《狸狌》却写了畏鼠之猫。狌身如狸、貌似虎，是野生的猫，卫人束氏却偏偏喜好畜养。文中说，南郭有士患鼠，某次一鼠堕入瓮中，他急借束氏畜养的一头狸狌，携之回家，要它入瓮捕捉。“狸狌见鼠双耳耸，眼突露如漆赤，鬣又磔磔然，意为异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对之大嗥。久之，鼠度其无他技，啮其足，狸狌奋掷而出。”鼠无论怎么大，总不如猫，何况狸狌又是形体大者，竟然对之“怖甚”，被它啮足，只得奋力跳出陶瓮。鼠跌入后跳不出来，足见鼠体既不如狸狌之硕，鼠力亦不及远甚。

④狸狌之畏鼠仅出于寓言铺叙之需，实不足信。然而近年曾见报载天津的一段小新闻，一猫遇鼠，惊恐的却是猫，猫逃鼠追，恰恰与宋濂寓言相合，尽管他是为“武士世享重禄，遇盗辄窜者，其亦狸狌哉”而假托的故事，可又被生活中的实例所证明。他的奇幻文字并不荒诞，荒诞的是竟有如此反常的情形；当然，它属于少遇的异闻，自不待言。有的贪官被行贿大户呼来喝去，不敢违命，亦畏鼠之类也。

⑤清蒲松龄有一则《宫鼠》，先叙“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制之，辄被食”，后述复得一“毛白如雪”的异国狮猫，放入门扉，鼠从穴中出，向之奔袭，狮猫避让，逃者自逃，追者自追，上下跳踉，鼠已喘息，狮猫突啮其首，置之死地。文中称狮猫此举在于“用智”，自然是小说家之言，喻指对付按剑匹夫亦当如此。猫奋其力捕鼠，原不足为奇，初以示弱麻痹对方，然后施强，使它不能遁于穴，始为异耳。如今所畜之猫，成了宠物，养尊处优，以不捕鼠为常事，遇则熟视无睹，甚至互作玩伴，不知是否可以看作异事。若说置荣辱于脑后的官员与黑社会中人称兄道弟，举杯言欢，岂必无之，我们已经在揭露贪官的新闻里见识过了。

⑥古人尽管有奇思幻想流入笔端，毕竟不可能一无所遗，社会上、自然界的奇特现象总有许多难以预储笔下。比方说有这样一则报道：母猫失去了新产下的幼崽，遇见一窝五头刚失去母鼠的小鼠，猫喂之以乳，五鼠亦依儇其怀，亲如母子，前人的小品、小说似乎不曾作此等想象语。至于日后是一直相安无事以终，还是相敌相争而滋生何种结局，则不得而知。今之善作寓言者大可驰骋想象，有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寓言故事也就能以焦墨点睛了。

⑦今值鼠年，原想写点古代鼠事以应景，可是写着写着却偏离正题了，倒像是以今事去应对古人笔墨了，于是赶紧收梢，或可稍免纵笔难收之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