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詹明信在《文本的意识心态》中，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罗兰·巴特的《S/Z》，换句话说，是该书为詹明信提供了文本意识形态的样本。法国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S/Z》中以慢镜头拍摄的方式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所作的文本分析，将《萨拉辛》全文（中文译本有两万多字）分解为五百六十一个语段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五百六十一帧画面），之所以划分得如此细密，巴特是想告诉读者，文本是怎样一帧一帧地编织而成的。

（2）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一部作品是由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批评家要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读解，则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喻和暗喻，或者陌生化效果等等，这些都不是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当然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也不想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文本，他发明了诸多语码，来缝合这一文本，因此这五百六十一个单位尽管长短不一（一个单位既可以是一个词汇或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或者是长长的段落），但是每个单位至少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码。巴特将这些语码总共归纳为五种：意素语码、文化语码、象征语码、阐释语码和选择行为语码（或者称之为情节语码），并逐词、逐句或逐段来阐释这些语码在文本中各自的功能。

（3）那什么是语码？语码不同于语义，所谓语码可以看成是对语义的诱导和归类，詹明信认为，罗兰·巴特的“语码”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即我们可理解为一种语码基本对应某一种信息的类型，如文化语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被说出来”。而意素语码（即人的语码）则指向人物的性格特征。

（4）罗兰·巴特的意思是，文学文本之所以能产生的意义，不是因为读者通过文本读到了现实生活，而是文本中的那些语码作用于我们的理解习惯，使读者以为自己把握了现实生活。詹明信解释道，现实主义的叙述并非是话语天生具有的结构，而是某种视觉上的幻像，是由某些作为“符号”在起作用的细节产生出来的所谓真实效果。联想到现代小说，詹明信认为，“现代文学对情节的抛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旧的叙述组成结构的抛弃”。

（5）传统的维持美学上整体性的文学批评，被文本的语码（或者符码）化解析所取代，即文本的重心由审美性被信息性所取代。倘若说文学作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审美性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文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传递一定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如此，文本不是围绕着某个先在的核心意义而耸立，而是在具体的编织过程中形成（文本在语源上就有编织的意思）。如果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的，那么文本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特定的语码之上的，特定的语码传递特定的信息，所有的文本在信息面前具有某种平等性。

（6）其实这种语码划分方式既能解析《萨拉辛》，也能解析其他小说，或者其他非虚构作品。詹明信既然称之为“文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这种解析方式不仅应用于文学，对文学以外的文本，如历史的、新闻的、或社会学的文本均可适用，进一步可适用于一切叙事文本。

①鲁迅先生曾言：“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这一论断，概括了历代美学家对于美的共同看法：美离不开人，有了人，世界才有美，美是人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过程中诞生的，人是这一审美关系的主体。“世界的美”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

②人何以会成为“世界的美”？这就涉及人的本质问题。我们知道，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因为有意识，人不仅能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而且能认识作为客体的对象，并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有的是实用性的，意在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有的是伦理性的，意在满足群体的社会需要，如道德和法律的规范，等等。这些关系，都是外在的，带有强制性，显得不自由。而审美关系则超越了这些关系，使主体和客体之间实现了一种非强制性的自由关系：主体对客体没有实际利害的要求，只是某种形象的观赏和精神上的满足。美就诞生在这种自由性的审美关系之中。

③只有拥有自由意识的人，才能和现实发生审美关系，因此，只有自由的人才能有美。当人尚处在动物式的自由生命状态，还未能从物质性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人还是不自由的时候，他即便有了意识，也还不能审美。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其原因就在于忧心忡忡的穷人和贩卖矿物的商人在美丽的景色和具有审美特质的矿物面前未能建立自由性的审美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美虽然产生于人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但它却超越了这个关系，使人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④从人类的精神发生史来看，人类的意识一方面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区分开来，建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了“类”的意识，在社会规范和公共意志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在史前时代，在人的生存理解与艺术想象的客观化之间，更多地凸现出群体性的甚或社会性的精神意志，个人所能拥有的精神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史前艺术显现出来的人类情感或想象，是群体性的情感和想象。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科学和原始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人类精神活动中的集体性力量还是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因为史前时代的艺术制作潜藏着鲜明的群体性倾向，所以史前艺术的社会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格罗塞说：“无论什么时代还是什么民族，艺术都是社会的表现。”这就是说，美不仅不是自然的现象，而且也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作为社会的人才具有的社会现象。

⑤总之，美之所以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产生和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的美”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创造美和欣赏美，并成为“世界的美”。

（摘编自蒋孔阳《美学原理》）

报告文学的史料化

王晖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和90年代的低谷期之后，表现出多元裂变与平稳前行的态势。在影像视听艺术成为大餐的今天，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在坚守着严肃的写作，令人欣喜的作品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强调个人性和亲历性，关注底层现实、呈现生活原生态的“非虚构”文本的出现，使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刷新与拓展。然而，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逐渐形成了个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再现对象的书写取向。有人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大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和战争。不能说其中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堆砌历史资料的史料化现象颇为严重，其间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史料化倾向的出现，可能会有诸多的理由，譬如网络和电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公开，使常规思维中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新闻报道功能大为弱化；力图强化报告文学把握事物的深度和力度，以维持、彰显自身的写作优势，使日渐萎缩的文学重新积聚能量；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作家规避写作风险的生存考虑。但有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本质。

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它要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价值的凸显与获得，并非在于其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描述得全面、“打捞”得及时，甚至猎奇式的钩沉，而在于它对于现实触及的刚性和锐敏。正如茅盾所说：“‘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对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当下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和民生问题现实的表现，应当成为报告文学艺术指向的首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坚守现实性的基本责任和书写伦理。在现实面前，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报告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报告文学中回看历史、钩沉过往，也应立足于现实的支点。近几年来出现的书写历史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这些作品将所书写的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激活，发掘并凸显其与当下现实的某种对应性或启示性，让所书写的历史不再“史料化”，而是真正活起来，让今昔对应和对话，让历史告诉现实，让历史启示现实。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