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除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

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 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 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 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 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 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 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 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 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