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 （广为人知/鲜为人知），“二十四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雨水“柳发芽”，惊蛰“动物醒”，春分“燕归来”，白露“燕南去”。二十四节气记录了耕种麦收、种瓜点豆等诸多农事。清明踏青，冬至吃饺子，大雪堆雪人，吃时令菜蔬等行为也伴随着节气的到来而成为一种习惯。

从气候学角度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    （凝聚/聚集）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知智慧。它起源于黄河流域，把全年分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等节气，以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它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    （朴素/普通）认知。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一直依靠“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种科学认识远播海外各大洲，影响了全世界。

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里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详细地介绍了节气推算的方法和节气的有关内容，论述了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生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秩序与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过，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二十四节气”的适用性也发生了变化。桃花常常在惊蛰节气到来前就红了；清明节后时常出现气温    （飙升/蹿升），一日入夏；夏天雨日少了，暴雨强降水多了；冬天里冷空气频数小了，寒潮强度变弱了，暖冬成为了新常态。

（取材于2016年12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白露是九月的头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露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的小水球，因色白而称“白露”。

写白露的诗，孟浩然的《初秋》比较直白，诗云：“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再如杜甫这首《白露》诗，也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喜秋风景图：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诗意挺美。

但大多数的诗是借白露之景，寄托和抒写诗人内心情愫的。《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常为人所吟诵，表现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的情感。

南北朝谢朓的《秋夜》很有名。“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视阶前湿。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全诗描述的是思妇怀人，一段浓情蜜意全从平言淡语中倾泻而出。

然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杜甫的那首《月夜忆舍弟》，诗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尽远方游子的满腔思乡之情，尤其是后两句，已然是经典名句了。

（取材于徐廷华《白露》，有删改）

二十四节气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最美呈现，古人通过不断感应、变化、调适和效仿，获得了精准的秩序感。

节气绝不仅仅是利用动植物活动“指示”时间那么简单，也从深层折射出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时刻在提醒你置身于“天、地、人、物”共在的环境，用“仰观俯察”的艺术思维，“观物取象”的归纳智慧，建构多情的意象世界。古人“咏物写景”的节气小诗，无不是“以物比兴”的呈现。可以说，中国诗歌始终未曾离开这种“感时”而生的抒情传统，二十四节气是令人心醉的“物语”与“人事”的对答。

然而，它又不只是艺术的，更是哲学的。在本质上，它通往一种实践的哲学。二十四节气既是自成系统的认知体系，又是具体的实践指南。这种宇宙观直接从生产、生活经验中累积提炼，既非抽象演绎，也非理论空想。二十四节气，无疑实现了特殊与普遍、具体和抽象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自然观和审美观的完美表达。当西方实用主义标榜“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二十四节气早在千年前就已奠定了生活审美观的基调，将自然气象融入生产，用诗性的智慧赋予农业生活高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

可以说，节气是最纯粹的中国化的时空表述，最大程度上彰显了一种中国阐释与中国气派。如:它划分时空的规制模型就遵循了“圆”与“周”的思维，周行不殆，循环往复。对节气的描述也暗合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生发变化”。四时与五行的比附关系，寒暑昼夜背后的阴阳消长，无不映现着《易》的精神内核和道家的“宇宙气化”观念。从而，阅读二十四节气，更是悟“变与不变”的宇宙之道，它无疑是最高的中国智慧。

二十四节气的背后是一个多情的诗性世界，是中国古人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耕文明离我们渐渐远去，久居城市的人们难免会丧失对土地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感知，变得神经粗糙，麻木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取材于俞耕耘《品味二十四节气》，有删改）

杨绛：带着有香气的灵魂回家

崔滢

“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

这是杨绛先生鲐背之年写下的句子，她把现代很多人为之挣扎的地方叫做名利场。而她自己则早已从中跳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位大家面前都是浮云，仿如看戏。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

①命运给了她105岁的寿数，却没有对她心慈手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轻柔南方口音的女先生将这些痛苦当作了修炼。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曾落在杨先生头上。正值中年的她思考了很多：“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遭受一场意外的打击，杨先生却将之看作很好的磨练，又让自己的修养上升一个境界。她曾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灵魂的香气仍存在于她的著作中，毕竟，她被命运磨练得不少，也收获了不少。

20世纪给了杨先生太多悲欢。既与所爱之人共度一生，被钱先生称为“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又把女儿钱瑗培养成了“生平杰作”。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在两年内先后去世，“我们仨”走散了。

在杨先生80多岁时，曾经幸福的家只剩她一人，但杨先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入全部身心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并在2000年出版。

该书中，苏格拉底说：“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不灭的灵魂是杨先生所相信的，也是她的读者们愿意相信的，她在另一本书中说：“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

原来这一切悲苦，都是对灵魂的修炼，让它能带着足够修养“回家”。但如果灵魂被腐蚀，兴许会散发臭味而不自知。如杨先生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惭愧，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

百年修炼，杨先生保持了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她深居简出，悉心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并最终出齐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在104岁时，她还在写“杂忆与杂写的补遗”，并对自己的小友说，“还是要东想西想才好玩”。

在德国教授莫律祺看来，杨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她有积极的世界观。他与妻子莫宜佳（《围城》的德语翻译者）对杨先生有个生动的总结：“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②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先生的处世态度，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生命的最后，她跟死神也不争--她嘱咐，如发生意外，医生不要抢救。于是，今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那带着香气的灵魂平静地出窍，“回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盈满

凸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