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摘编自佚名《古代中国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构建良好创新生态

薛其坤

当今世界，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最要紧的是构建良好创新生态。从全球科技创新的网络体系看，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若干创新生态良好、能够发挥节点功能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内部，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已成为普遍趋势，并形成了若干各具特色的创新集群模式，如以技术创新综合体为特征的美国硅谷模式、德国慕尼黑生物科技产业集群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印度班加罗尔IT产业集群模式等。

以美国加州的硅谷为例，其创新集群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依托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形成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研发团队；集聚英特尔、惠普、苹果等上万家高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和中小公司，形成了基于创新链的共生格局；培育允许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促使众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完善的创新链金融与区域科技创新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由此创造了无数财富奇迹。

不同科技创新集群模式形成了不同创新生态，如美国硅谷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与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印度班加罗尔注重建设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分析上述几大科技创新集群模式，可以发现创新生态的一些共性。首先，创新资源在城市中高度集聚，并依托创新链形成高效率的集聚优势，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完善的创新链能够满足各类创新企业全方位的需求，从而进一步集聚更多创新创业者。其次，形成了方式各异的政、产、学、研结合方式，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有机结合，从而使科技成果更加有效地实现产业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注重政策推动与规划引导。如纽约、慕尼黑、班加罗尔等地政府在不同时期针对关键产业都推出了具有前儋性、战略性的服务和配套政策。

构建良好创新生态，需要严格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透明的商业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发达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等创新金融业态、优质的教育资源、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等。我国要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必须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营造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应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和高校科研体制改革，推动建立权责清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紧密合作机制；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引导各类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还应在全社会厚植创新意识、弘扬创新文化。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基础在于培育形成崇尚创新、革故鼎新、守正出新和敢为天下先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应当看到，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精神文化氛围是导致不同国家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应积极开展创新宣传教育，增强创新自信。具体而言，应加快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宣传普及，进一步夯实创新发展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激励科技人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不断探索研究，勇攀科技高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宋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期”与“经典时期”。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做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宋代的出版政策，总体上同其“文治”政策是一致的。宋代书籍出版审查、管理、惩治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而其实际管治效果的宽松又使这种宽松变得更甚。宋代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人为 主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这个庞大的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者等多方面为宋代出版业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 家出版团队。

宋代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国树立了学习与阅读的理 念，成为直接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科举制度确立了宋代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 下，宋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世界。宋代书籍出版的繁荣与教育发达是互为因果的。书籍出版促进了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也促进了书籍出版，从而促使书籍出版与教育的共同发展与繁 荣。宋代教育的平民化也促成了书籍出版结构的全面性，即书籍内容、种类的通俗化、平民化，开发出版平民化书籍，按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阶段策划出版不同的书籍，从而全面 开拓了书籍出版的社会空间，使得书籍成为一种具有大众媒介属性的社会化的文化传播媒介，因而对书籍出版的推动与促进是社会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雕版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代得到普及并形成的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代以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 而是宋代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果。宋代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宋代手工业生产 技术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 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还是在宋代。

同时，宋代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域市空间，从而使书籍出版中心赖以形 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

(选自田建平的《宋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