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虽然说，书法具有现代艺术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也不等于说它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提倡纯粹的独立视觉表现形式，它可以忽略题材或内容的介入。而书法创作既不能离开所书写的文字内容，也不能打破文字规范本身对它的束缚。书法是伴随中国文字延续下来的独特的文字造型的表现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有书写形式或风格的多样化，一旦离开了文字本身，书法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一些纯粹追求形式而自我标榜的所谓“现代书法”，实际上已经和书法毫无关系。也许它们能够拓展出艺术范畴里的新品种，但那毕竟是另外一种视觉造型形式了。

历代书法家中，几乎没有纯粹的职业书法家。“书法家”不过是文人骚客或官宦达人体现其文字表现技能特长的最后称谓。书法是这些人实用而又不可缺少的工具，是他们交流思想、记录才情、互通信息的一种载体。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当有了使用者个人情感的不断赋予之后，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推动了一个艺术门类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书法是发自创作者自身心灵感悟的艺术，是中国文人思想和灵魂的体现，这也是书法家区别于“写字匠”的原因所在。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信息的交往和留存进入一个无笔时代将变成可能，所有文字也都可能被键盘所操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把书法艺术真正高质量地传承下去，就要端正我们现有的一些认识。学习书法，临帖勤练是掌握书法技巧的最基本方法，是用不着多谈的基本常识。但仅仅是多临多练，是培养不出书法家的，真正的书法也不是练字练出来的。

（取材于肖若《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