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射是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它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整体认识。曹雪芹是一位最注意完整地把握和表现生活的作家，他从不孤立地写一个人、一件事，而总是着眼于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生活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和表现生活。映射就是指作家透过生活的表层，从内在关联中揭示出发人深思的底蕴。他写一个人、一件事，其意义并不只是孤立地表现这个人、这件事本身，而是映射到其他人、其他事上面，在互相关联中从整体上显现出多方面的深刻丰富的含义。

第三十三回，写宝玉挨打之前，正在紧急之际，宝玉盼望有一个人去报信，以免皮肉之苦。这时恰好来了一个聋老婆子。宝玉急切地对她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可因这老婆子耳聋，把“要紧”听成了“跳井”，便以为是说金钏儿跳井的事，立即回答说：“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又说：“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金钏儿的死，在贾府里只算得一件小事，可是曹雪芹写来却颇具匠心。写金钏儿受辱在第三十回，写她悲愤跳井自杀在第三十二回末，此后又在好几处描写相关人物时多次提及这件事。这里，作者特意写这么一个聋老婆子的出现和她说的这番话，就是着眼于生活内在的相互关联，映射出多方面的意义。当然，安排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上场，首先是出于情节发展上的需要，即为下文写王夫人和贾母的出场，写这场轩然大波的收束作铺垫；其次，是在人物描写上的多层映射。

这个聋老婆子，作为贾府中的一个老仆妇，同是奴隶，其身份地位同金钏儿是一样的，却对金钏儿被逼惨死表现得极其冷漠。这就自然映射到贾政身上，体现贾政的虚伪。贾政在刚听说金钏儿跳井自杀时，曾说：“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我家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聋老婆子那番话和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就暗示读者，在贾府这类事件必然是经常发生，这才使聋老婆子这样的仆人也不以为奇，以至于麻木不仁了。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映射到薛宝钗和王夫人的身上。薛宝钗听到金钏儿跳井惨死的消息，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这也奇了。”赶忙到王夫人处“道安慰”去了。接着就写两人一段对话。王夫人有意掩盖她污辱和逼死金钏儿的真相，推脱自己的罪过。而薛宝钗却这样安慰王夫人：“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这些冷冰冰的话，令读者感到透骨的心寒。

第三层，是所有这些又都一齐映射到贾宝玉的身上，使他对金钏儿之死独异的感情和态度，突出地显现了出来。贾宝玉被打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对金钏儿的惨死悲痛到“五内摧伤”，以致“茫然不知何往”。而在遭到一场几至丧命的毒打之后，还对林黛玉说：“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金钏儿。艺术上经过这样几层映射，便突现出贾宝玉的心地、感情，是多么善良，多么纯朴！

映射艺术体现了作家对生活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对生活有深切的体验而眼光敏锐的作家，才能看到生活的内在联系并在作品中自觉地揭示这种联系。映射能引起读者的联想，触发他们的艺术想像，多角度、多侧面地去体会、品味作品的意蕴。《红楼梦》是运用映射艺术运用得最好的作品，因此，阅读《红楼梦》就需要瞻前顾后，善于联想，在联想中发现和体会作家的艺术匠心。

（选自周先慎《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有删改）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与西方人偏重于通过权利来理解和实现正义不同，中国人偏重于通过义务来理解和实现正义，但前提是一个“信”字。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取得普通民众支持的重要性，“信于民”逐渐成为统治者的行为规范。“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夫王者，民人之主也，无均平之德，则不足以治之。”既然执政者身为“民主”，那么就要对“利民”的责任多少有所承担，对人民的利益的许诺多少要兑现。而对民众讲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保证政令的可信，使民众感到政治可靠。

在孔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还认为执政者必须恪守自己对“民”所作出的承诺，也就是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默契，君子以天命的名义满足百姓的需要，然后百姓服从君子的管理，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从爱惜劳动力的角度提出“使民以时”、“敛从其薄”、“胜残去杀”等一系列惠民、爱民主张。

孟子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爱民观，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政教之极”，人君只有以身作则，才有可能出现“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的局面；同样，人君只有带头“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从而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的礼治。

最后，礼治所达到的社会秩序之公正性与合理性，还表现在这种根植于血缘宗法的等级秩序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重新整合。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教化作用，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这种规定自然是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从这一方面来讲它是十分脆弱的；但这种规定是在对承诺双方彼此的关切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之后理性达成的契约，符合公正、正义的社会关系原则，因而它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从这一方面来讲它又是强大的，往往蕴涵着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巨大能量。毋庸讳言，这种契约关系的威力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摘编自诸山的《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