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美丽起来，不仅需要建筑师、规划者、开发者进一步提升美学境界，更需要反思以前建立在西方古典宇宙观基础上的城市美学误区，立足中国本土，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在城市美学理论上有所研究、有所建树、有所运用。

西方古典宇宙观认为，事物由物质构成，物质由原子构成。受此影响，中国某些城市建筑仅仅是基本元素（点线面体）及其简单形式的运用，没有考虑不同的地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美学认为，不同地域有不同风气、不同民俗，进而当有不同建筑。气可感而不可实体化，不能把气仅仅作为一种原理或一种物质去把握，需要全身心去体悟。西方建筑学以标准化方式呈现形式美，而中国传统建筑学强调放眼天地的同时细察地域，服从地域特点，因地制宜。

西方方法论强调实体。在建筑上，一方面关注点线面体的形式法则，另一方面关注气温、雨量、温度等量化指标。后者虽然与地域特点有关，但基本不影响建筑的形式法则，人们倾向于通过暖气、空调等器具去平衡，无需在建筑外观上予以体现。而对中国人来说，阴阳五行不但与空间（东南中西北）、时间（春夏秋冬）相关，还与色（青赤黄白黑）、声（宫商角微羽）、味（酸苦甘辛咸）等方面相联系。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中，突出地域特点与突出宇宙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域的建筑，往往通过其石木砖土材料的就地选取、居室空间的分割与组合、顶墙门窗的色彩运用，重点突出地域-族群-文化之特点。人们看见此地的建筑，就能直接获得与众不同的文化感知。

西方建筑设计更侧重和依赖建筑师的案头工作，容易把建筑与环境，特别是与周遭天地完全分离开来设计，往往忽略一栋或一组建筑与更远的环境乃至天地之间气化运行的关联。这些建筑更注重单体自身的完美，忽视建筑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先要看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对建筑做出自然整体和人文整体的把握，体现与社会和谐相连的文化规制，最后才考虑具体的形式美。就形式美而言，西方注重建筑实的方面，立面、柱式、墙体等；而中国注重虚的一面，在建筑中，门和窗因为虚，比墙面柱式更为重要，通过门窗，室内之气与天地之气相交流。“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对于建筑来说，天地直接体现为地域之气和人文之气，天地中的建筑就体现为地域中的建筑。

中国城市建设几十年来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在营造城市风貌、彰显城市特色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认识到西方式建筑设计对地域-族群-文化特点的疏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理论，进而在中西互补和中西融汇基础上重构城市美学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改善城市面貌，建设美丽中国。

（摘编自张法《深研城市美学 助建美丽中国》）

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目前正在以相当于正常水平1000倍速度消失，全球已有约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物种分布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这些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城市中约60~70%的地表被道路、人エ建筑、停车场等硬化，水不容易渗入，植物的种子难以生根。全球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数万人，密集的人流对诸多生物而言是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摩托车等在飞驰。高楼大厦林立，热量不断聚集，城市中心的温度有时甚至高出周边10°C之多，这种热岛效应对生物的生存也是一大干扰因素。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取材于干靓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近年来生物学家发现，城市中部分野生物种对相比地球漫长历史还十分年轻的人工环境有着不可思议的适应力。

科学家正努力揭示各物种在城市中的进化情况。“坦白说，部分物种对这种极端约束适应能力之强着实令人惊叹。”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切普图评论道。“这其中不仅存在微观进化，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宏观进化。”荷兰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进化论研究员曼诺・希尔图森说，“我们在城市观察到的进化，其速度接近理论上的最大值，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联合国预计21世纪城市化进程将步入快车道：2030年，全球城市面积将达140万平方千米；到2050年，城市居民将新增25亿。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今，城市化将成为地球生物最重大的进化动力之一。

的确，城市中生物进化的各类实证开始涌现，水泥路旁、大楼脚下、阳台边缘、地铁站楼梯等，无处不在。繁衍在城市地铁通道的地下家蚊不再冬蛰，相较于鸟类的血液，它们现在明显偏好哺乳动物；它们与其他蚊子种群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生殖隔离。除了野生物种和家养物种，有的地方如今又出现了新型城市物种，这使人们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科学家将城市与遭受高度集约化农业严重破坏的乡村环境进行对比后，发现城市中的物种往往比乡村更多。相较于乡村，城市为物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动植物可以依附于各种各样的角落、边沿、墙缝，生活在荒地、墓地和潮湿的水沟里，或者栖居于精心维护、富有情调的花园中。它们可以全年获取水资源及食物，而在野外，水资源和食物的获得具有季节性。热岛效应也成为城市生境的一大优势，城市冬季不再严寒。

在密集型农业时代，城市将成为全新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这一潜能还将不断得到激发。

（取材于吴苏妹编译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研究发现，每个物种每一次成功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会有多个物种在当地消失；而一个物种若过于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也意味着有众多个体要做出牺牲。城市化引发的生物快速进化往往要付出代价。

多伦多、波士顿等城市里的白车轴草，为提高抗寒性而含弃了释放氣化物的能力。释放氧化物可抵御来自食草动物的威胁，但抗寒性会降低。而在市中心，城市高温使得积雪极易消融，没有了积雪的覆盖，植物就难以抵御夜间冰冻。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包括徒步旅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正在促使世界各地的哺乳动物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呈现出夜行性增强的趋势。夜行性増强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包括习性的改变、繁殖能力的降低等。关于组约市各公国白足鼠的研究发现，相比乡村白足鼠，城市白足鼠体内涉及脂肪酸消化的基因出现过度表达。此种进化选择极有可能与在城市中能够轻易吃到人类丢弃的油纸、吃剩的比萨饼和芝士汉堡有关。自1940年以来，意大利城市地区家蝠的颅骨体积在不断増大，这或许是受路灯影响。路灯会吸引并聚集大量的大型昆虫，随着世代更替，咬合力强的蝙蝠越发具有优势。

城市中的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进化是一个难以操控、可预见性低的课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投马克・约翰逊强调说：“我们观察到，一些物种在全世界大部分城市中都呈现出趋同进化。在部分城市，物种未能顺利适应，个中缘由目前还不得而知”。

（取材于赵照熙等的相关文章）

让“艺术鲜花”植根“生活泥土”

卢新宁

荷兰画家凡·高有一幅名画《农鞋》，被后来者纷纷解读。其中以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最为深入人心：鞋具磨损内部那黑洞洞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一言以蔽之，好的艺术品就是在人与大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由此联想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个画展。在近日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主办的“子夜墨魂——周一波画展”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多“深入大地”的作品：背着小方桌兴冲冲迈步的《赶席》农民、在家看孩子种地的《留守男人》、讽刺“钓功名者”的《独钓》、体现城乡变迁的《二嫂进城》、反映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喊楼》……这些作品题材，或拾取于乡间习俗，或根植于时代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现实关怀。

通过作品反映民意、民情、民风，并提出耐人寻味的现实问题，这是周一波画展的重要特点。“大风吹过黄土坡，还从纸上听民声”，作为中国长安画派的创新人物，周一波的画作不仅汲取了西方当代绘画的艺术精髓，形成了独特的“水墨杂文”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着对脚下大地的热切关注，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切。而无论是“乡土幽默”的专业评价，还是“民生情怀”的观众留言，画展收获的赞誉，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大白话：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一件文艺作品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人物、环境或者事件，符合并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体验。所谓“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不投身大社会大自然中，胸中的丘壑又从何而来?

纵观当下许多文艺作品，小品《卖拐》被反复播放，电视剧《士兵突击》获得好评如潮．就在于它们深入生活，有现实关怀。反之，一些电影被诟病“空洞乏味”。往往是因为闭门造车；一些作品被人批评“看不懂”，根源就在于凭空臆造。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秀才不出门”固然也能“尽知天下事”。然而，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生活的意义就越为重大。一是因为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只有躬身体验才能去伪存真；二是因为深入生活，不仅包括信息掌握，更包含着感情培养，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现代农业可以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但艺术创作如果也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就不可能产生鲜活、富有生气的作品。

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同志《在廷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身处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能否踏准社会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让“艺术鲜花”植根于“生活泥土”，这直接决定着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关系到文艺是否能如鲁迅先生所言，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名字不仅是单纯的指称符号，它还具有丰富的意蕴。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姓名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从而形成姓名的鲜明时代特色。

周代之前的姓名资料主要来自甲骨 文，但甲骨文中有些被学者认为是人名的文字，也可以解释为族名、姓氏、职官名甚至神名，一时难作定论，因此对周之前的取名风尚暂且悬而不论，让我们从周代谈起。

周代人的姓名，也正如周代文学如《诗经》一样，洋溢着一派质朴、随意、清新、犷野之风，与后世相比，周代姓名并不咬文嚼字，刻意雕饰，但却自有一种纯真天然之美。

周人常常根据人的身体特征来进行命名。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堂堂一国之君，名字叫黑臀，这肯定是由于晋成公出生时臀部的青色胎记特别明显的缘故。以胎记命名的名字，在春秋时还有黑背、黑肩、黑肱等，可见春秋时的人们取名并不避粗鄙。

因身体特征而取名当然不仅限于胎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叫李耳，字聃，据后人考证可能就是因为老子的耳朵没有耳轮而得名。郑国有叫游眅的，“眅”的意思是眼睛的眼白较大。眼白太大在今天人看来也许是个缺陷，但周代人却可能以此为美。

不仅新生儿的身体特征可被用作进行命名的依据，孩子出生时发生的一些令人注意的事件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而也可据以取名。春秋时郑庄公名字叫寤生，意思是倒着出生的。不是像通常那样头先出来，而是先出脚，生孩子脚先出来可能导致难产，为了纪念其诞生的艰难，庄公的父母就给他取名为寤生。

春秋时人们认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必要过于讲究。像牛、马、羊、彘等畜牲之名，春秋时人都取以为名，孔子有个学生就叫司马牛。蝎子乃毒物，令人闻之色变，但春秋时却有不少人的名字取自蝎，齐有公孙虿，郑亦有公孙虿，虿即蝎。

《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夫人生了太子，即后来的庄公，请教申取名之法。申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杜预对这五种取名方法的解释是：信即根据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义即选择表示美德的字眼命名；象是根据孩子身体的某些特征命名；假是借用各种事物的名称命名；类是选择与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上面提到的郑武公之子“寤生”当属于“以名生为信”；“黑臀”“游眅”之类则属于“以类命为象”；“公孙虿”“赵盾”等名字则显然是“取于物为假”；鲁桓公的太子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因而名之曰“同”，杜预认为这就是“取于父为类”；至于“以德命为义”，如周文王名昌，寓希望周族昌盛繁荣之义。

申列举的五种取名途径中，至少信、象、类三类都涉及到孩子诞生时的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周人强调取名应能体现被命名者的特征，侧重于名实之关联，同时，由于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其命名亦必重视姓名的分类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周人在命名时必定要着眼于姓名的语言学和社会学属性，而对姓名的美学属性则未加在意。

(摘编自刘宗迪《姓氏名号》)

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板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