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追根溯源,现在绝大多数仍在使用的拼音文字,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汉字认定为“意音文字”,而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字中的“表音”要素,原本也是表意字,所以归根到底,汉字还是“表意”的。

那么,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没有什么变动,汉字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如果当年《论语》和《史记》是用拼音文宇书写的,那么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阅读,这一点对中华典籍的传承十分重要。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背后,还有汉字典籍和文化,正是通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才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很快把汉语演化成多种语言,而不再是方言。比较一下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的情况,我们就能认识到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

(摘编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

做独立的人，但不要强迫他人勇敢

狄马

①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好多朋友私信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说，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尽管我对莫言抄讲话、给重庆写赞美诗、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伙同政府官员退出书展，也充满鄙夷，但说到底这是一个文学奖，不是一个人权奖。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奖，颁给一个如此缺乏勇气，且生性怯懦的人，我们当然要抗议；但诺贝尔文学奖不论怎么说，也是个文学奖。

②文学和政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否则，人们就不会拿这些政治色彩很强的事来责难一个作家了；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并不必然影响其专业水准，就像海德格尔曾参加纳粹，但不能否定他的哲学成就，德国当时除爱因斯坦、劳厄等科学家外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都效忠过元首，文学史上品质低劣，但才华出众的作家也多了去了。 就没有对大清朝的腐败发表过异议，但并不影响《红楼梦》的伟大。李白也曾写诗吹捧第一夫人“杨玉环”，但谁也不能说他的诗写得不好。莫言在现实中可能是个软蛋，但不影响他的小说写得好。

③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莫言和他的小说。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被体制豢养得已失去是非，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缺乏基本判断的人。莫言小说中那种无节制的描写和炫丽得令人头晕的语言也不符合我的趣味。但我知道，我的趣味是一回事，瑞典文学院的那18个老汉的趣味又是一回事。我不能因为我喜欢那种朴素而深刻的作家，就说莫言的文学水准达不到诺奖要求的水平。

④我也不能以一种“政治正确”替换另一种“政治正确”。如果我们对以往意识形态捆绑文学的做法很反感，那么从我们开始，就不要再以另一种意识形态来要求任何一个作家了。只要这个作家的言论没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他的行为没有对别人造成直接的、令人可以觉察得到的伤害，社会为了更大的自由，就应当容忍，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观念和行为。一个人因为糊涂的言论和胆怯的行为给人留下极其厌恶的印象，和因侵犯他人的权利应当招致谴责，是有本质区别的。我认为，截至目前莫言的言行，都可称得上软弱，那些自我辩解的言论，甚至可以说透露着一种“农民知识分子”的狡黠，但很难说他侵犯了别人。当我在网上看见莫言为重庆唱红打黑写的赞歌，抄写讲话后的诡辩，我觉得有种叫轻蔑的东西击打着我的灵魂，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对他的过多期望造成的，而不是他要恶意伤害我。细看他做过的那些引人非议的事情，对社会其实并不具有明显的直接的伤害，非要说伤害，只能说在推想的意义上，伤害了部分爱他的读者对他的期待。

⑤有人说，你这说法太宽容了。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领的作用，榜样的力量。这种帮腔帮忙的言行会使好多年轻人缺乏道义感和负责任的能力。但这种“引领”只是象征性的，社会既没有特意规定，莫言就没有明确的义务。一个人要如此浪掷自己的名声，我们就只能随他去。再说，一个本来名声显赫的作家因为自己的糊涂和软弱，引来明显贬多于褒的非议，这算什么榜样呢？如果真是榜样，也是个坏榜样。还有人评论说，莫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发出更多的批评才对。但在我看来莫言不是知识分子，像他这类依靠体制谋得饭碗和地位，又靠写作获得名声的作家，从来都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皇权时代的文人一样，写小说只是为了“求功名，取富贵”。指望这些对宪政民主一无所知，完全缺乏现代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担负起批评社会的义务，不是赶鸭子上树，就是驱母猪驮粪。指责他不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像指责孔夫子不懂英语一样愚妄。

⑥结论是，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但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一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崛起、世界影响力的提升无关。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自己做不了的也不能强求他人。如果我们觉得莫言做得不够好，我们力争做得更好，就够了。我们可以呼吁、甚至邀请别人同我们一道，但尽量避免道德绑架。有那义愤填膺的功夫，不如自己站起，做一个自由的人。

①书院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为唐宋以来千年文脉之所系，在我国学术发展和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②江苏之境自六朝以来即为人文鼎盛之地，而书院之设则始自宋仁宗天圣年间，即侯遗所创的茅山书院。南宋诗人范成大所称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四大书院”，其中的金山其实就是指茅山书院。

③大抵言之，清代虽然是我国书院发展的晚期，但由于官方大力提倡创办书院，故亦是我国书院的最后辉煌期。而江苏以其经济、文化之巨大优势，书院的创办更是盛极一时，并在学术和人才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

④书院数量和规模空前增加。在清代，江苏境内书院的创办以江宁府、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今上海）五个地区最为兴盛，江宁府作为当时江南府的省会，除了省会级书院钟山书院，著名的还有惜阴、尊经、文正等多家。因此，江宁府的书院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层次，皆为其他省会所不及。扬州则有安定、梅花、广陵三大书院，因扬州有两淮盐利，故书院办学经费十分充足，几乎可与省会江宁府相颉颃。苏州时为江苏巡抚的驻地，加之人文兴盛，故苏州的书院“分课制艺经古，其风气不下于江宁、扬州也”，著名的书院有紫阳和正谊等。

⑤师资雄厚。清代江苏由于经济、人文、地理等诸多优势。从而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十分雄厚。钟山书院作为省会级书院，其主讲者皆为当时一流的学者，如杨绳武、夏之蓉、钱大昕、卢文弨、姚鼐、朱珔、陈恩泽、胡培荦、李连琇等皆曾任钟山书院山长或主讲。而其他书院，如俞樾掌紫阳书院，冯桂芬掌紫阳、惜阴、正谊等书院，俞正燮掌惜阴书院，李兆洛掌龙城，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掌南菁，皆为学界之翘楚。

⑥书院学风纯正，治学以考据为主，亦不乏经世之学。各大书院皆有严格的院规，在考课、学业、学风等方面规定明确，生员践行不得稍有逾矩。杨绳武主钟山书院，其制度规约中即有二戒：“一戒抄袭倩带，一戒矜夸忌毁”，直指治学不端之要害。乾嘉以降，考据之学大兴，时书院以朴学为务，亦是大势之所趋，然在此主流之下，随着清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世致用之学渐起，而后江阴之南菁，更是以实学为本，而以经世为务。

⑦人才培养成效卓著。当时江苏各府书院多从全国选拔生员，故能集一时之秀，再经过书院的的培养，涌现出一大批博古通今、经世致用的人才。其培养才人之众，可谓空前，仅“陶澍扶苏时，书院肄业生达千数百人”。而所有学术人才之优秀，亦罕见其匹。如从扬州各书院中肄业的有段玉裁、王念孙、汪中、刘台拱、孙星衍、洪亮吉、任大椿等人，皆清中晚期学界之中坚。

⑧光绪年间，学政黄体芳在江阴创办书院，而径取名曰“南菁”。其历时虽短，但在西学大潮澎湃来临之际，它一方面为传统书院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亦为新学开启了先声，实无负于“南菁”之名。进而言之，如果说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白鹿洞、岳麓等开创了传统书院事业的先河，引领了潮头，那么清代的江苏书院则为之圆满地画上了历史的休止符。

（摘编自《清代江南书院文化成就卓著》）

妥协是应对社会矛盾的一种常见方式。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妥协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选项，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人们所使用的概率也越来越大；作为解决或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妥协越来越成为一种制度化安排，并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得以保障。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妥协方式之所以能够遜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制度化安排，是由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妥协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度的日益加强，使得妥协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理性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妥协具有广泛的认知基础；现代制度体系的出现，为妥协提供了必要工具和有效保障。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充分运用妥协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妥协当中坚守社会公正原则。作为一种制度化安排的妥协，其核心是“良法”，不能是“恶法”。而良法的依据便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基本精神是社会各个群体“得其应得”，以此获得社会各个群体相互间互惠互利的局面。具体到妥协行为，就是社会矛盾相关方应当基于合作共生的目标，既要考虑自身的合理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合理利益，相关方进行必要的利益获得和利益让渡，从而使得相关方都受益，至少在利益上都不受损，即便其中的某一方特别是占据某种优势位置的群体，虽然在妥协中作出了较大程度的利益让渡，但从长远来看，作出较大利益让渡的一方不仅从对方那里获得了某种信任，而且有可能获得某种带有“期权”性质的利益回报。

第二，积极探讨具有中国语境意义的妥协方式。中国现阶段可行的妥协方式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应特别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充分激发工会、共青团、妇联的重要社会组织的活力，使之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社会组织，既有特定的、十分庞大的、涉及面广泛的对应人群，又有现成的纵向体系化沟通管道。这些社会组织本来具有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冲突的功能一旦被激活，其功效不可低估。二是积极发挥中国基层社会当中“大调解”机制的作用。在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人情”仍然是中国社会当中一种较为重要甚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与之相应，一些社会矛盾纠纷难以通过法律判决的方式予以解决。有学者指出，“就现实而言，判决一般更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纠纷，而调解等方式更适用于熟人之间的纠纷。”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社区或行当，调解是比判决更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相对便宜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大调解”机制，社会矛盾纠纷的相关方，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利益让渡的形式，最终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如是，中国社会当中的大量社会矛盾就能够得以解决或缓解，而且，大量社会矛盾的隐患也能够得以消除。

（节选自吴忠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妥协与社会矛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