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能更名吗？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为他通过考察，认为当时路上运输的主要货物是丝绸。

尽管西域考古挖掘出一些丝织品，但这只说明“丝绸之路”确实运送过丝绸，而不能说明运送的主要物品是丝绸。今天“丝绸之路”大名鼎鼎，也是西北旅游的黄金招牌，但仔细想来，这个名称只是一个西方人站在西方的立场和角度提出来的。一条路的货物流向应是双向的，从东向西运送的是丝绸，那么从西向东运什么？

社科院考古所的巫新华先生和同事们所进行的“玉石之路”考察，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使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化。

如果说“丝绸之路”从东向西运送的是丝绸，那么大量的事实证明，从西向东运送的重要货物是玉石。

历来的考古发掘中，都会发现大量的玉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750多件玉器，其中一部分玉经鉴定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玉石之路”就运行了。殷商以后，新疆的和田玉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用玉、赏玉的高潮。汉代中央政府统治西域，为玉石进入中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更为奇特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服药成风，玉的功用竟然在饰品、礼器、艺术品之外，又添一项：口服。当时服用的药主要是用玉屑制成的“玉石散”。著名思想家，药学家葛洪说：“玉亦仙药，但难得……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于阗’（古时于阗下辖和田县）白玉尤善。”可见，一般的玉勉强可用，如果能服用“和田玉”，那就相当今天服用“脑黄金”了。唐宋元明清，新疆和田玉一直是中原最受欢迎的紧俏商品，甚至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北京的民间文物市场潘家园去看看，就会发现新疆和田玉仍然紧俏如初。

至此，可以认为“丝绸之路”似乎叫做“丝玉之路”更为贴切。

无独有偶，与西北“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是蜿蜒在我国西南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这名称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李旭和他的5个朋友首先提出来的。李旭解释说：茶是古道上运输的主要物品，马是运输的主要工具，因此谓之为“茶马古道”。有意思的是，还有一篇讲茶马古道的文章，作者是一位藏族学者格勒，但他对“茶马古道”的解释是“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指从宋朝开始，朝廷在四川等省设茶马司，专门负责用茶叶与少数民族交换马匹，因此“茶马古道”是茶与马互换的通道。这种解释与李旭等的解释有些差别，这种差别也许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差别，蕴含有深层的文化内涵。“茶马古道”四个字在李旭等汉族学者脑海里唤起的画面是，大山褶皱中艰难跋涉的马帮和马背上的茶叶，而在藏族学者格勒眼前推出的却是高原草地上纵横驰骋的骏马和以马易茶的场景。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清明节，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缅怀逝者，追思先人：在北川老县城，万人公祭遇难者；在北京，45万市民祭奠亲人。和以往不同的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习俗如烧纸钱等也有了变化。用鲜花代替纸钱、天堂信箱寄哀思、网上祭奠先烈等新的祭祀方式，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以《清明上河图》闻名的开封，举行了2010清明文化节，诸如蹴鞠、马球、斗鸡、抖空竹等具有民俗特色的表演活动，为前来祭祖、踏青的人们带来别样的乐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谈到清明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这幅行人悲伤、春雨缠绵的场景。从扫墓的习俗看，清明无疑是令人伤感的节日。又因为，寂静的春天，万物吐旧纳新，满地都是生命的芬芳，都是刚刚苏醒的泥土的气息，在这样美好的季节，人们怎能不怀念那些不能与之分享良辰美景的逝者？而且，于国于家，总有一些生离死别的人和事，值得铭记。

然而，清明带给中国人的意象与价值，远不应止于此。虽然今天，它在名义上只是一个祭奠逝者、表达哀伤的节日。

从时间上看，作为传统节日，清明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节气，只是到了唐玄宗年间才与寒食合并，渐渐演变成怀念祭祀家族先人的节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明也渐渐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与内涵。

有文史学者指出，清明除了让活着的人向逝者遥寄来自尘世的哀思与温暖，同样负载着尘世间最高贵的价值与理想，暗合了“天地清明”、“人心清明”与“政治清明”等三重境界：

其一是来自天地自然的“清明”。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人是社会存在，同时又是自然存在。回想人世间的万般美景，还有什么比得上那树底清风、明月万里更让人心旷神怡？

其二是来自心灵境界的“清明”。哲学家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本身。清明是关乎生命的节日，它让人从纷纷扰扰的空间之维回到时间之维，追思过往，省思现在，念想未来。每一次扫墓都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它不仅扫去逝者碑上尘埃，更扫去活人心里的尘埃，让生活回到生命本身，重归内心世界的宁静与“清明”。

其三则是“政治清明”，这也是人们最易忘却的一种“清明”。“清”就是法制与规章的明晰，就是清廉无贪腐；“明”则是光明正大，是阳光政治。君不见，在古代中国，为官者的大堂之内都会以“明镜高悬”标榜。虽然腐败并不因此销声匿迹，但它至少表明了吏治清明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从自然、人心到制度，由“清明”勾勒出的三重境界，同样是三重理想。其包括的意义，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包括寻回人心的价值与内在的安宁，以及为此必须寻求的制度上的保障。

清明时节，哀思寂寂。面对那些已然逝去的生命，或淡或浓，伤感总难免。然而，如上所述，哀伤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清明更是可以省思的日子，清明还有更广阔的自然诉求、精神理想与政治内涵。清明连接生者与死者，连接生态、生命和生活。在此意义上，以营造和谐、自由而美好的世界的名义，有必要重申“清明”所负载的三重理想。

（选自《新京报》）

《随园诗话》：“画家有读画之说，余谓画无可读者，读其诗也。”画如何可读?所以读画云者，应该是读诵画中之诗。

诗与画是两个类型。但是类型的混淆，古已有之。我们中国也特别称道王摩诘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究竟诗与画是各有领域的。我们读一首诗，可以欣赏其中的景物的描写，所谓“历历如绘”。如诗之极致究竟别有所在，其着重点在于人的概念与情感。所谓诗意、诗趣、诗境，虽然多少有些抽象，究竟是以语言文字来表达最为适宜。我们看一幅画，可以欣赏其中所蕴藏的诗的情趣，但是并非所有的画都有诗的情趣，而且画的主要的功用是在描绘一个意象。我们说读画，实在是在画里寻诗。

中国画里的诗意较多一点。画山水不是《春山烟雨》，就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尤其是文人画家，在山水画中寄托了隐逸超俗的思想，山水画的境界成了中国画家人格之最完美的反映。有些画家还怕诗意不够明显，在画面上更题上诗词字句。在画上题诗，至少说明了一点，画里面的诗意有用文字表达的必要。一幅酣畅的泼墨画，画着有两棵大白菜，墨色浓淡之间充分表示了画家笔下控制水墨的技巧，但是画面的一角题了：“不可无此味，不可有此色”，这张画的意味不同了，由纯粹的画变成了一幅具有道德价值的概念的插图。画的本身应该能够表现画家所要表现的东西，不需另假文字为之说明，题画的办法有时使画不复成为纯粹的画。

我想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可以读得懂的，一说到读便牵涉到文章词句，便要透过思想的程序，而画的美妙处在于透过视觉而直诉诸人的心灵。画给人的一种心灵上的享受，不可言说，说便不着。

（选自梁实秋《读画》，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