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确，对实物史料的鉴定又往往见仁见智，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考证的功力。清乾嘉时代，考证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典籍范围。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甲骨文等考古资料（即“地下之新材料”）跟传统典籍文献（即“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杨向查等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自觉吸收了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研究历史，其中既有文字材料，又有非文字材料，如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建筑遗痕等，21世纪初，又有学者把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文物与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以外的第四重证据，以期达到“立体释古”的目的。

图像史料似乎是一种新的概念，但中国自古就有图史互证、从画面寻找历史痕迹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古籍中的“左图右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代的岩画、铭刻、造像、字画等，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西方也有困像学研究这一学术门类，致力于研究图像的“自然意义”“常规意义”和“本质意义”，除了用图像印证历史之外，还考证图像本身的真伪，图像比文字更具直观性，也提供了可能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切图片、实物、影视作品，都应该成为图像资料库中的藏品。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礼学，主要依据的是文字资料，缺少直观性。幸而古代礼学中有礼图传统，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五代宋初数崇义的《三礼图》，提供的是礼器的图像；南宋杨复的《仪礼图》，提供的是仪节的圈像。如今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更进一步改变了古代困像的静止状态，使传统礼图变成了“活动的礼图”。

图像史料中的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在非洲大陆，现保存了一千万幅岩画，其中有些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两万七千年的历史。岩画中除动物之外还有各种人像，或从事狩猎，或从事生产，是人类祖先生活的原始记录。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也有三条连续性的人面岩画分布带，总长为四千余千来，这些岩画呈现了甲骨文、金文的雏形，可与上古神话相对应，证实中国史前出现过太阳崇拜，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弥补了先秦典籍的缺失。

年画也是一种图像史料。木版年画从宋代形成到明末清初大规模普及并流传至今，已逾千载，中国年画产地约有二十处，翻版刻印的地区则难以确数，年画题材广泛，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信息和历史文化信息，折射着民间的生命追求和精神信仰。

（摘编自陈漱渝《文学史料的鉴别与考证》）

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把动态的立体世界转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人事行为序列，这就有一个讲述角度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拍摄的角度。在小说作品中，也存在叙述者讲述与观察事物的角度。叙事学界往往将这种角度笼统地称为叙述视角。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这方面的创新性实戏以及叙事学、文体学等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叙事视角引起了人们极为广泛的兴趣。在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中，应该把叙述者讲述与观察事物的角度进行有效的区分，因为在小说叙事文本中，叙述者观察故事与讲述故事并不是一回事。

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时叙事视角的论述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叙事眼光与声音的区分，直到1972年，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一文中才明确提出这种区分。小说理论家斯坦泽尔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情景：传统的全知叙事，叙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热奈特认为斯坦泽尔所区分的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在叙事眼光上并无差异，因为两者采用的均为故事中人物的眼光，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叙事声音：第二种类型中的叙事声音来自聚焦人物本人，而第三种类型中的叙事声音则来自故事之外的叙述人．这样一来，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两个不同的实体之中．我们认为，所谓“叙事声音”是指叙述者讲述的声音，“叙述眼光”是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在叙事视角中，眼光和声音有时是基本一致的．如我国古代的话本小说，故事由说话人讲述，也往往是从他们的角度去观察；在有些第一人称小说作品中，眼光和声音又往往都是人物的．但在许多作品中，眼光与声音并非完全一致，有些作品叙事声音是叙事者的，而眼光则是人物的．叙述者只是转述和解释人物所经历的或看到的、想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

在小说文本中，叙事的眼光与声音差异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间差异、智力差异、文化差异和道德差异等等．时间差异是眼光与声音差异中较为明显地存在的形态．如鲁迅的《孔乙己》，作品的观察者是当年的那个小伙计，眼光是小伙计的，而声音则是成年的人对往事的追忆，只是岁月并未改变他对孔乙己的态度。

在叙述眼光中，叙事者在叙途中还没有把它落在某一人物的身上时，声音就无法表现人物的这一感觉．叙事声音在传达不同人物的眼光的感觉时，文字的词汇色彩和文体风格会融入不同人物的美学感觉和人生情趣。

（节选自佘向军《小说叙事理论与文本研究》，有删改）

在率先掌握铜冶炼技术之后，华夏民族逐渐发展出闪烁着民族文化精神和鲜明美学特质的金属艺术。

金属艺术熔炼着民族历史。《左传》记述，夏朝君主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刻以各州形胜之地和奇异之物，以一鼎象征一州，于是九州定鼎成为夏王问鼎天下的标志。金属艺术凝聚着技术进步。汉代长信宫灯不仅外观精美雅致，更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与实用性高度结合的艺术作品：灯壁可开合转向，以调节灯光的强弱和方向；灯烟经执灯宫女铜像右臂进入中空的体内，再进入盛水的灯座中，避免污染空气。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令人叹为观止。金属艺术也承载着文化交流。唐代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证。汉代丝绸之路带来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与中原的技法交流融合，在唐代达到新的高度。得益于精湛的锤揲技法，银壶上骏马的细节才能表现清晰，口鼻眼的轮廓、躯干的肌肉线条都历历可见，形象呼之欲出。而皮囊形的壶身，显然是借鉴了游牧民族的器物形制。能工巧匠们萃取了各民族的艺术精华，创造出国宝级艺术珍品。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工艺技巧日趋精湛，作品更加注重装饰性，强调复杂的手工技法，艺术风格越来越华丽繁复。加之金属属于贵重材质，特别是黄金和白银是古代稀有的材料，用金银等加工制成的金属艺术品，更是华美珍贵的质料与精致繁复的技艺的结晶，具有市场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科技的飞速进步、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各类金属制品进入寻常百姓家，通信的发达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使得东西方艺术风格交流碰撞，追求简洁、几何化的现代审美风格逐渐风靡。而对于传统手工艺价值的反思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随之兴起，当代金属艺术在手工艺与机械工艺的碰撞之下应运而生。

当代金属艺术一方面重视体现传统手工艺的审美价值，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对非完美的宽容、对过程的展示和对感性的释放；另一方面不断汲取机械工艺的优长，将新材料、新技术引入金属艺术创作，使金属艺术创作的材质从传统拓展到各类合金乃至综合材料，金属艺术工艺从传统发展到先进机械工艺乃至3D打印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金属艺术上承民族传统工艺的精神，下启独立审美表达、先进工艺技术与国际融合创新的未来。

（节选自王晓昕《熔古铸今话金工》，有删改）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