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思想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千百年来，尽管汉字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其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便形成了今天的“书法”。

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书法艺术尽管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传颂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四个字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同时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题字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相合，这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

尽管今天仍有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有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既有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艺术与文学相通。作家也应懂得一点书法，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选自孙学峰《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有删改）

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目前存世的传统契约文书，是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契约观念。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沉淀。目前能够解读出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木制作契约券书的方法，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贷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书，内容简单直接，满足了当时人们订立合同的需要。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贷、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契约制度包括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惯两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箴、乡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契约文本中。比如，由于传统契约有一套格式和内容要求，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雕印成书并广为传播。再如，在缔约时，交易者会要求一并移交上手老契，并将上手老契与新订契约、纳税凭证等相关文书粘附在一起。久而久之，一份契约可能长达数米甚至十几米。契约越长，记录的交易越多，保留的制度信息越丰富。这些契约文本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传统契约制度的活化石。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一诺千金”“言必信”是传统社会崇尚的道德品质。二是注重书面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官府视之为民间细故。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高以及传统社会“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

（摘编自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

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化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一种“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造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文明和语言的作用力。如同什么样的人民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文化也在产生什么样的诗歌。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情不自禁又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来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我在德国还认识一位“杜甫迷”，他收集有大量的多语种的有关杜甫的资料，并曾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追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已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他之所以如此热爱杜甫，仅仅因为“杜甫比歌德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所以我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它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至于愚蠢到仅仅以发行量或读者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是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教养的引导下。

我讲出我的这些感受，其意并非别的，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对文学教育的注意，提醒一种诗歌建设与整体文化素质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年来一再出现“看不懂”的责难?为什么社会上甚至文学界里会对诗歌提出种种非文学的要求?为什么诗歌会如此容易地被逐出市场经济区的“理想国”?为什么那些坚持把诗歌作为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为目的的诗人在今天居然又被扣上了所谓“脱离人民”的帽子?这一切说明了文学的启蒙在我们这里仍得从头做起，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与教育不能总是脱节。的确，很难设想在一种贫乏、发育不良的文化环境中会奇迹般出现一种心智成熟的诗歌。即使有，它的命运也会不妙，即使有，它也难乎为继，因为它缺乏来自自身文化环境的支持和推力。

好在教育界的“素质教育”已被提到议程上来，虽然有些人对“素质”的理解仍让人啼笑皆非。在这种情形下，林芳华老师没有选择电脑而是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这在中国不啻是一个创举。因为诗歌是开启心灵的艺术，因为诗歌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想像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林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十九世纪女诗人，道理出自多年来她的热爱。这爱对她来说，已带有一种秘密的个人的性质。林老师在几年前曾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课，她交给我的作业是狄金森与李清照的比较。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应景之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多年来狄金森的诗歌一直在对她的生命讲话，这使她安于教师的职业，并从中感受到活的意义。现在，她要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秘密的爱。她对他们说：读狄金森你会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她对他们说：“阅读她就是在青铜的历史上漫步。”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听了，直到他们在这种诗歌漫步中惊讶地发现了他们自己。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地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年间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接”，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全”，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