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数据研发，如今早已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麦肯锡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大数据将会成为未来创新力、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关键基础：“运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也被列入了未来影响人类发展的23项技术变革之一。然而，对大数据发展的“负面性”，近年来不乏反思的声音。

英国《卫报》分析，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可被出售的产品。在反映人被科技操纵的英国电视刷《黑镜》中，有一集讲的是根据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评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靠谱、是否有资格租房、坐飞机。评分高受人尊重，评分低则被轻视。大数据所延展出来的种种特性，令它多少显得有些技术性的“冷酷”。

人们害怕大数据的发展，会使自己在未来被控制或被替代，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是多余的。据欧盟统计，目前90%的工作都需要人们具备某种数字技能，而65%的欧盟新入学儿童长大后将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不过这一尚处于青年时期的“新技术”是复杂的多面体，因此观察也需要更丰富、多元的角度。

事实上，没有大数据时的人类社会，组成历史进程的每一个个体是极易“消逝”的。竹简、纸张被毁，一段历史也许就此被遗忘。影像也有被永久消除的可能性。而现在，当个体数据被一一抓取、储存、上传、记录，人们的生活和记忆就此定格为历史进程中的永恒坐标。

每5名中国网民就有一人追赶过“韩流”；《舌尖上的中国》播出时，美食类商品的购买高峰从白天变到夜晚……此前电商企业推出的“淘宝时光机”，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呈现了十年来用户的消费状况。诚如网友所言，“大数据骨子里是有温情的”。历史的发展潮流沉淀而来的大数据，同时又在精确地记录和塑造着历史，填补着个人记忆和情感消逝的遗憾。这或许可以说明，看似冰冷的数字，一旦和生活相融，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温暖。

“一个世纪前，最有价值的商品是石油，今天则是数据。”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预测，2018年将在技术领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不再仅仅是纯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管理与实践。科技发展的初心是造福于人，摸清大数据的“脾气”“习性”，有效推动其和实体经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我们才有可能畅享数字红利。

（摘编自201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巫术:人类文明无法摆脱的神秘影子

巫术这个词在中国已经等同邪恶，在卡通片里巫婆是丑恶的象征。其实，早从中古时代起，那些被指为女巫或巫师的人，会被人烧死或砸死，显示人们对毒咒等超自然力量的畏惧。巫术是邪恶、欺诈的代名词，是与现代文明随行的，令人憎恶的影子。

但是，所有研究古文明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国语》记载有观射父论“巫”之言。大意说，古时候民和神不混杂，神明就降临到精神专注不二、恭敬中正且聪明的人身上，这便是巫觋，巫觋制订各种典章制度，选贤能任五官，各司其职，社会不相杂乱。这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

远古的观象授时与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则直接说明，观射父讲的“民神不杂”的有序社会状态，正是考定星历的结果；而历数失序，则民不堪命。由此可见历法的兴废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这也证明了只有巫术，才能孕育出后代发达的天文历法，以及人类文明的雏形。

如果说巫术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也一点不为过。只有巫术中包含的科学成分，才能够切实解决远古国家、部落的民生问题；只有巫术的权威，才足以赢得信赖，才可以获得政治权威，亦即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而只有公共权力形成，国家才会出现，也代表文明时代的到来。不但如此，巫术同时也是宗教、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中国本土的道教产生，无疑和中国远古的占卦术，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也是直接脱胎于远古的巫术。

总之，巫术是一个悠久和广泛的现象，它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民族的远古史册里。但是，自从巫术完成引导文明诞生的使命之后，就被视为妖孽、邪恶的象征，并且被置放在文明对立的位置。像中国汉朝的张天师，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等，都是巫术的变种。在今天，巫术仍以种种形式，存在于社会的阴暗层里。

西方早在中世纪后，巫术就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被排斥在文明时代之外。文明与野蛮蒙昧的对立，在宗教上往往表现为基督教与巫术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和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一样，往往是被虚构出来的，但它却成了西方基督徒的固有的观念。而实际上，基督教的经验和巫术的经验相差无几，同样诉诸无法以理性和常识加以分析的想象和情感。

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乔治·雅各布斯的公审》，描写的是十七世纪发生在今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场宗教迫害事件。一个居住着虔诚的清教徒的小镇，几个居民被人控告在行巫，紧接着，更多的巫婆神汉被人揭发出来，而控告者和揭发者自己又被他人控告或揭发，到后来，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有可能是巫师。而殖民当局最初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来恢复信仰和秩序，于是，对被控告为巫觋的清教徒进行审判。先杀了19人。但后来人们惊恐地发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巫或觋的影子。于是，总督下令停止审判，宣布该审判为冤案。如今，这桩冤案反倒变成了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警示全人类宝贵的反面教材。

由此，我们认识到，巫术和文明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且应该把巫术视为文明的起源，并加以善意的对待。大自然赋予了生命、文明忤逆的自由，而到头来又身受其害。巫术和文明的关系也是这样，相对的矛盾并不说明它们一定互相排斥，有时正是紧密无间的体现。

巫术，永远是人类文明随行的神秘影子，巫术也是我们心灵中无法摆脱的超自然力量，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巫或觋的影子。不管我们是在史前的篝火旁，还是在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之间，或者是在未来全智能生活空间，我们都无法摆脱来自远古巫术的影响，也许巫术就来自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摘自《新浪网》，2015年12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