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晚清有一位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20世纪初诸位大师，如蔡元培、严复、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黄遵宪诸位先生，以及后来的***主席都对“红学”有所涉及或者做出了贡献，推动了“红学”的发展。这现象本身说明了什么?应该悟知：这就是因为曹雪芹的书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因为名字为“化”，故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

《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言之魅力!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才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曹子(即雪芹)的“情”与孔孟所讲的“情”都有“爱人”的本质，但却做了不同的阐释，别有一番滋味。“青”是个好字，其左边加“日”、“目”、“氵”、“米”、“忄”这五个偏旁，就成为“晴”、“睛”、“清”、“精”、“情”——都是万事万物中最美妙的部分。情，是对待人的关系时的心境。孔子与曹子的分别只不过是孔子将“情”伦理化、社会道德化，而曹子却将“情”诗化、艺术化罢了。通晓了这一关键点，就一切贯通了。

《红楼梦》重“才”。比如元春升为贵妃，是谓“才选凤藻宫”；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元春省亲不重于游乐，而命姊妹们和宝玉作诗，题咏诸处轩馆景色，这已十分晓然。至于书中所有女儿，都有一个“才”字在内，只是表现不同罢了。而中华文化，天、地、人谓之“三才”。

曹子过人的本领还有一点：就是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汉字、汉文化的美。若用一个字评《红楼梦》，即“灵”。曹子重视灵气，认为它高于智慧，譬如，“那块顽石经过女娲炼制之后，灵性已通”。曹子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创造性提出人性“正邪两赋”说。传统观念认为圣人、贤者禀正气，淫邪之徒禀邪气，而曹子借雨村之口提出：禀赋了这种“两赋”之气的人，其灵气在万万人之上，乖戾邪僻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下。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骇世之言。

研究“红学”，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此名何义?这就应该温习王实甫大师在《西厢记》里给崔莺莺安排的第一处曲子《赏花时》，她唱道是：“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绕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有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一位学者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皆可用一个字来评：《三国演义》——“忠”；《水浒》——“义”；《西游记》——“诚”；《红楼梦》——“情”。我觉得这四部书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即人才问题。《三国》讲的是帝王将相类的文武人才：《水浒》讲的是强盗人才、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而《红楼》正是为一批受压抑、歪曲、奴役而又才气横溢的女儿鸣不平。正如曹子借秦可卿托梦给凤姐道：“婶子，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以前只有红粉佳人，且是衬托绿林好汉，而曹子前无古人地创造了“脂粉英雄”一语。

施公(即施耐庵)对曹子的影响极大，曹子甚佩其敢写世人之不敢写，亦欲发前人之所未发，为闺阁掬一捧辛酸泪。《水浒》好汉一百零八位，《红楼梦》出场女子共一百零八人，显见施公对曹子的影响。“一百零八”是“十二”与“九”的乘积。十二乃阴数之最大，九则乃阳数之最大。一百零八表示无穷无尽，多而又多，群体庞然。《红楼梦》首回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脂砚斋批曰：“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这一把眼泪洒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遭逢此极，况天下之男子乎?”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太深切了，这部伟大的“子部”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那它就应该走向世界。《红楼梦》的走向世界，就存在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但译《红楼》是太困难了——这又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极大特点特色。仅《红楼梦》这一题目的译文，比如，“红楼”一词乃唐诗人用的美好语义，专指富家妇女的金闺绣户，而西方无此文化对应，译出后只能成为“红颜色的多层建筑”!汉语的“红楼”极有内涵。韦庄诗云“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给人以无限遐想。但是英语却把“红楼”译为“两层的红色小楼”，将“红楼梦”译为“ADreamofRedChamber”，美感顿失，意境皆无。同理，“沁芳”那么优美高雅又暗寓沉痛的文采，译出后只成了“被水浸泡的花瓣”!这样，一切意义、趣味、境界，全部消失——却只剩下一个滑稽感的(外国人莫名其妙的)怪话!

近年，“红楼”又译成“RedMansions”，变成“朱邸”，这与《红楼梦》主题是女儿之核心眼目全无交涉了(朱邸即豪门，男人掌权的世界)。事情之难，由此可见。依此类推，世界读者要真正理解、领会“《红楼》文化(即中华文化)”，是困难太大了!一部《红楼》有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难题”(人名、地名、物名、诗词、酒令、谜语、双关、歇后、笑话、戏谑……)都没办法“译”！

在这儿，把中华文化的亟待大力弘扬也显示得更加清楚。如何解决这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弘扬宣传?看来还待中西双方努力，而非口号空谈所能济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是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 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这不同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这种 政治的权力来推行的。

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 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而若一个时代里，传统的效力无法被保证，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