缎类服饰在《红楼梦》中出现频率之高，花色品种之丰富，在丝绸织物中当属首位。缎的质地较厚，由于丝线交织的特殊结构，其中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所以在《红楼梦》中又极其形象地称之为“闪缎”。《红楼梦》中丫鬟媳妇穿的背心的通用面料是青缎，这是一种黑色的普通缎料，运用最广泛。另外，青缎也是制靴的主要面料，据《清稗类钞》载，“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第三回中贾宝玉的靴子就是“青缎粉底小朝靴”。《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蟒缎，如宝玉身着“秋香色立蟒白狐箭袖”，北静王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贾母的屋内陈设有金钱蟒缎靠垫、引枕和大条褥等套具等。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送给贾府的礼物中也有“上用的妆缎、蟒缎”，蟒缎是妆缎中织有龙蟒纹的一种。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内务府奏折中，有皇帝用满地风云龙缎、大立蟒缎等名目。可见蟒缎属于高档富贵的服饰用料，非普通人家所能享用。

妆缎就是妆花缎，是元明清以来宫廷专用丝织品，在当时是“上用缎匹”的一种，也称为云锦。据清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卷七载，上用缎匹品制繁多，其中妆缎有五爪大龙满妆、葫芦团龙妆，团龙火焰圈有云妆、纯圆金团龙金焰圈无云妆等，蟒缎有四爪大蟒缎，圆金四则团蟒等。曹家历任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曹雪芹对于上用缎匹极为熟悉。据南京云锦研究所编写的《云锦简介》：“妆花和织金锦，是南京传统丝织品工艺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明清以来，妆花和织金锦在御用贡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帝王后妃的御用服饰，到宫廷帷幔垫榻的装饰；从内廷书画、寺庙佛经的装潢，到对外国君臣使节的赠赏，都大量地使用这两个品种。”《红楼梦》中，曹雪芹栩栩如生、如数家珍地描绘的雍容华贵的云锦服饰，出现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倪萍、周涛、朱军、李咏等，身着用南京云锦制成的礼服，为亿万观众所瞩目。目前，南京云锦已被列为中国向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推荐的“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候选项目之一，因其完全符合代表一种独特艺术成就的标准，有望继昆曲后，成为中国又一“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洋缎在书中也屡有出现，第三回中，王熙凤初见黛玉时上穿“大红洋缎窄裉袄”，宝玉则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洋缎就是倭缎，据《天工开物》记载，倭缎系日本国织造，后漳、泉海滨一带仿造，《大清会典》记载有江宁织造局每年织倭缎六百匹。倭缎只被贵族服用，与平民无缘。

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地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 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易》《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给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用礼仪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魏宗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