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少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如果深入思考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作家群体对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论在创作、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那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90年代后期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借助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作家读《红楼梦》，不会再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借助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警醒现实。其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二度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一部批评文集，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对《红楼梦》作品“潜文本”的发掘，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可见，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摘编自叶立文《作家批评与文学生活的重建》）

“兰亭”已成为了一个神话，无论在书法行家那里，或者非专业人士那里，“兰亭”俨然成为了一座不可触摸更不可撼动的图腾立柱。和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书法的历史是一个逆行的历史。当一系列经典范式被建立起来以后，后人始终在对于这些经典进行不断趋近化的效仿中建立起各自的历史谱系。这个描述很像是哲学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所描述的景象，时间的天使背向未来被狂风越吹越远。“兰亭”如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不可接近的艺术理想，却离尘世越来越遥远。尽管书法史上的图腾柱大大小小各擅胜场，但“兰亭”毫无疑问已成为了一切图腾柱中央最宏伟夺目的那一座。

这种艺术史上的偶像化对我们并无好处。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文化的琐碎和平庸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同时也看到那些经典的图腾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而人类的生命和创造力却在这些文明碎片的挤压之下变得举步维艰。关于“兰亭”的起源已几乎湮没无闻，和王羲之的其他真迹一样，大多已被历史的烈焰摧毁殆尽。要是我们通过那些残留的余烬来观照“兰亭”的出生证明，会发现实际上连这座图腾本身都是极为可疑的。

东晋这个朝代和以往不同，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厚今薄古”的风气。我们说汉魏风骨，实际上也强调其古意盎然，拥有一种经典化的理想美学。但是东晋时代除了个别人之外，主要的文化风气在于对经典美学的逆反。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哲学风气下，那种来自于汉代儒学的历史观被清谈式的玄学化的历史观所取代，同时在国家权力松弛的现实政治之下，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今世，期待在当下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经典艺术体式。

“兰亭”最初的经典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书法的传统尺度一度是汉魏时代的张芝和钟繇，然而到了王羲之出世之后，他将古拙的写作形态一改为妍丽之风，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一种新的美学格局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但这种评价也常常带有争议。因此若干年后，当王羲之的七子王献之出世之后，很快就在书法领域取代了其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大众所青睐的新对象。这样看来，王羲之的第一次经典化尝试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他确实得到了认可并纳入了经典的谱系，但是离后来“书圣”的地位，其实还很遥远。

问题就出在几个皇帝身上。当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走进梁武帝的年代后，“崇古薄今”的风气再度袭来了。这是一个知名的崇古帝王，他试图重新建立一系列关于书法的古代丰碑，重新激发起文化里对于经典的向往。问题随之而来，那些更为古老的书家作品，传世已然稀罕，他往前推算所足以找到的最为合适的书家范式，正是王羲之。在这样一种皇权和艺术经典权的共同策应之下，王羲之被推上了其生前难以想象的宝座。尽管后来梁元帝在战乱里焚毁了大量真迹，但这些在现实中的焚毁也恰恰让这些经典在精神史里变得更加牢固。直到后世皇家不断以王羲之作为珍藏，“兰亭”的“第一行书”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就这样逐渐流传下来了。

这是一个简要的偶像建立史。我们知道，一座艺术图腾的树立并不是简单而孤立的事件，而要依靠无数波涛的合力才能够逐渐建成。问题是，这场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桩纯粹的艺术美学问题，仿佛“兰亭”生来就是为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而来的，这当然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重大谬误。事实上，何止是“兰亭”，在任何领域建立起偶像丰碑，总会伴随着认知简单化的危险。要是对图腾的崇拜还混杂了一些其他的权力崇拜在里面，那局面就更加糟糕了。

（节选自《长江日报》）

汉字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传承数千年，从未中断，为世界各国文化源流所仅见，见证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以汉字的独特性为基础，在儒释道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书法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含量的独特艺术形式。与中国画相比，书法以汉字为基础，其思想性、抽象性都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直接的关系。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认为，实际上中国书法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哲学，而要使哲学精神的抽象落到现实生活，书法正起了桥梁的作用。书法家沈鹏则强调书法的艺术性，他认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本质上不给人输送知识，因此它在文化中无法担当核心的重负。书法是纯形式的艺术，形式即其内容。历史地看，书法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进入，挤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汉字、书法中的文化精神不断消减。很多书法工作者丧失了对文化传承的兴趣和能力，这是书法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书法既是艺术，更是文化，它是一种真正地对人、社会、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有滋养作用的艺术。这滋养的力量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共同涵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流的儒释道思想给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儒家给了书法中正平和，道家则让书法飘逸超迈，佛家赋予它空灵玄远。

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艺术形式，抑或是文化内涵，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要健康有序地发展，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传承至极是经典，经典至极才是创新。失去传统的参照，创新只能是造作概念、闭门造车的产物。针对文化传统缺失和盲目创新之风盛行的现实状况，书法当下最切实的做法应该而且必然是回归传统——回归它文化的传统、艺术的传统。

书法回归文化传统，回到儒释道的文化根源是要获得思想的滋养。如果书法本身没有文化精神的内蕴，书法工作者不了解它的文化传统，它就会丧失文化上的独特性。书法承载着道，同儒释道的原典一样，书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是完成这一切的根本。

书法回归艺术传统是为了艺术审美的纯化，这就要在书写性和艺术性上下功夫。既要对历史的技法层面诸如笔法、墨法、结体和章法等基本要素有全面体会和熟练掌握，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也要在审美上以古代经典文论、法帖为理想，通过研习、临摹和吸纳，体现对于经典艺术品格的追求。无论帖学与碑学，它们都在长期的操作实践中确立了书法创作的基本范畴和审美规范。书法是用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线条去表现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作者的精神人格。这种审美的纯化有利于书法作者感情的凝结和表达，塑造自己的风格特色。没有情感的注入，书法只会沦为冰冷的技术。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是颜真卿的《条侄文稿》，抑或是苏东坡的《寒食帖》，里面无不灌注了浓烈的情感，当然也就形成了光耀书法史的个人风格。

（摘编自《科学对待中国书法的文化传统》）

(1)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máng(    )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2)怀疑不仅    ，也是 。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kòu( )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解答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是mò(   )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zhì(    )，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节选自顾刚《怀疑与学问》)

山墟

许俊文

西部多山，大，且高，像秦岭、昆仑、天山……哪一座都够庞大的，人往它们面前一站，只有仰望的资格。

恕我草根，对那些“高大”的东西，本能地心存敬畏与惶恐。在西部穿行的日子里，我总是躲避着它们，要不，就是作远远地眺望。也只能眺望。仿佛那些高大巍峨的家伙存在于世，就是专供我这样的人眺望的。

然而，山见得多了，我也能渐渐看出一些门道来。譬如，有许多山，上帝当初若是把他们安排到平原上，当然就很像山的样子了，但是在多山的西部，它们却不入流，只能算作山墟，用当地人的话说，叫大沙梁子。在当金山与昆仑山、当金山与天山之间的戈壁上，就横亘着一道又一道这样的大沙梁子：黄瓜梁、鲤鱼梁、仙女梁、骆驼梁、黑风梁．．．．远远望去，就如同一道道用沙石堆起的巍巍长城，可是抵近一看，原来不过是一一座座山的废墟。

山墟这个词，其实是我杜撰的。如果你身临其境，十有人九也会杜撰出这个词。杜摸虽然不是科学，但它是艺术的胚胎。我不知道地质学家对这种自然现象怎么个叫法，反正我觉得它们就是山墟。原来一座高大的山，被着不见的岁月之手，今天抹掉一座，明天抹掉一点，抹着抹着就抹去了山的形状和高度，只留下一堆，一片山的骨骸，你说这不是山墟是什么?

我在柴达木冷湖一带盘桓时，曾向陪同的当地向导讨教过山墟的有关知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着旷寂、苍凉的山墟，我想，当初它们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不是地质学家，但是，想象会帮助我从那些已经坍塌的山的骨架和残存的巨大基座，勾勒出它们曾经拥有的高峻与峥嵘。

从地貌特征看，那些曾经高大巍峨的山峦，成为废墟，无疑都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剥蚀和挣扎的痛

苦。我发现，几乎每座微微隆起的废墟高处，都会孤立着一两尊骨立形销的褐色巨石，酷似一副徒具形骸的骷髅，不知被谁安放在一个硕大的祭坛上，一阵阵风沙，带着亘古不变的宿冤扑过来，把巨石撕咬得遍体鳞伤，它们有的已经爆裂，有的也已倾斜，似乎风再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就会把它们轰然吹倒。

不是我杞人忧天，这样的悲剧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发现，在这些巨石的周围，有许多不规则的石骸大的如屋，如箕，小的似盆，似斗。这些从巨石身体上分裂出的骨骼，裸露在无遮无挡的烈日之下，风有的速度更快，也许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四分五裂，彼此罔顾，各自变成一堆堆如拳如碗的砾石。然而风化并没有因此停止。在它们的下方，则是一条黑色的石子带，那些比鸟卵、螺蛳大不了多少的石子，再续风化下去，就彻底地与戈壁和沙漠融为一体了，

一座山，就这样消失了。

这样的山墟，在甘肃青海和南疆随处可见。在库尔勒通往乌鲁木齐的道路两旁，在瓜洲和敦煌

间，在西出阳关一带，绵亘千百里的大小山峦，无一不在演绎着沧海桑田的经历，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打那里经过时，虽然当地气温高达三十多度，但我还是心生冷意。是的，我无力拯救它们一步步走向山墟的命运，就如同我不能够拯救自己日渐衰老的生命。

在岁月面前，人类和自然一样，命运总是攥在别人的手里，想翻盘也难。

（选自《文学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