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西方文献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颇多。学习的第一步，是厘清概念，校准术语。
一百多年前，法国学者路易·阿韦在其《拉丁文本考证手册》中，将抄本与作者原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vérité，将抄本与其所从出的父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authenticité。如今我们拟定的对应的中文译名是“正确”和“忠实”。
文本复制传播过程中的“正确”和“忠实”该如何理解？不妨以综艺节目上常见的“拷贝不走样”游戏打比方。具体操作是，比如有A、B、C、D、E五个人，都背对主持人排成一列。主持人让A转过身，给他同时也给观众看一个词语“惺惺相惜”，然后将提示板收起。A让B转过身，在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条件下，通过比手划脚，让B领会这个词语。B再让C转过身，向他模仿A的比手划脚。依次进行，一直到E。如果E能说出“惺惺相惜”，则游戏成功。这个游戏与文本抄写复制传播颇为类似。提示板上的文字，相当于作者原本的表达意图。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代抄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前代抄本惟妙惟肖的模仿，并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本，因为前代抄本可能已经“走样”了。因而对前代抄本“拷贝不走样”，可以称“忠实”，但却不一定“正确”。
第一代抄本如果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了作者原本，堪称“忠实”，也堪称“正确”。如果其后每一代抄本也都能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前代抄本，那么可以说，截至当下，抄本堪称“忠实”而且“正确”。如果其中有一代抄本“走样”了，那么一般来讲，其后的抄本，或许可以称得上“忠实”，但谈不上“正确”。
西方学者将古典文本校勘的目标表述为“重建作者失落了的手稿”。也就是说，“正确”是校勘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古典文本的写定时代距今已千百年，作者手稿和早期抄本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很难确定存世文本是否完全符合作者原本。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将考量“忠实”与否作为文本校勘的暂时小目标。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操作过程西方校勘学叫作“对校”。对校的结果，就是给存世抄本排出前后次序，然后在存世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最早可考抄本的文本。
保罗·马斯《校勘学》将现有文献证据条件下能够恢复的文本称作“原型”。“原型”可以说是通过“忠实”度考察，不断剔除“走样”，最后逆溯到在传承环节上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原型”毕竟不是“原本”。想要进一步企及“正确”这个校勘的终极目的，就要在“对校”之后，再进行“修正”。“修正”必须是在“对校”所重建的原型的基础之上。
中国校勘学有“校异同”与“定是非”之说，颇类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和“修正”。其实仍有重要不同。中国校勘学所谓“校异同”，其实不是“对校”，而只是“校对”，其结果只是一个平面的异文列表。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其实是在考察异文是否前有所承，也就是是否“忠实”。最终结果是追溯到存世最早抄本，重建所谓“原型”。中国校勘学所谓“定是非”，最常引用的是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与作者原本一致与否。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立说是对还是错。西方校勘学所谓“正确”，其实只相当于“底本之是非”。至于作者立说是对是错，则不是校勘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校勘学其实是将中国所谓“定是非”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校，追求“忠实”，将文本恢复到现存最早抄本。如果对得到的文本仍有怀疑，则要进行第二步，即修正，追求最终的“正确”。正像A.E.豪斯曼所说，对校是科学，修正是艺术。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按路易·阿韦的说法，校勘学中的“正确”是指抄本与父本相一致的情形。 |
| B．在相继的多代抄本中，如果有一代抄本走样了，那其后的抄本就称不上“忠实”了。 |
| C．校对可以给存世抄本排出前后次序，然后在存世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最早可考抄本的文本。 |
| D．要想达到校勘的终极目的，必须在“对校”所重建的原型的基础之上，再加以“修正”。 |
| A．第二段用“拷贝不走样”游戏打比方，可以让读者更直观形象地理解“正确”和“忠实”。 |
| B．文章引用保罗·马斯等人的著作，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又增强了说服力。 |
| C．文章从厘清概念、校准术语谈起，接着指出校勘的目标和步骤，最后通过中西校勘学的对比，表达了对校勘学前景的美好憧憬。 |
| D．最后一段既指出了中西方校勘学的相似之处，又重点指出了两者的不同。 |
| A．“拷贝不走样”游戏和校勘学的终极目标都是“正确”，而非“忠实”。 |
| B．只要做到对前代抄本惟妙惟肖的模仿，便可实现校勘的“正确”。 |
| C．在现有文献证据条件下，通过不断剔除“走样”，可以得到比较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 |
| D．西方校勘学只解决抄本与原本是否一致的问题，并不解决作者立说是对是错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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