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春天一起写这首诗

和你,和更多的人一同唱这支歌

海洋和冰块猛烈相撞,船冲向浪头

我们这样站着

温柔地呼唤风,像呼唤姑娘们

使大地上所有的小树木都涨满绿色的帆

当喷吐着鲜红火焰的果子

被狂风一个个击落,那时候

种子要撒遍土地,和矿藏一同沉默着

为了在今天歌唱

为了歌唱玉兰花

把洁白的心向蓝天打开

为了不再孤独,繁星似的迎春到处闪烁

金色的声音刺激着我们

阳光追逐着,鸟儿牵动着

让我们一块走吧

在花瓣匆匆铺成的道路上芬芳地走吧

紫丁香像影子一样在身后晃动

春天正迎着我们走来,献上更多的花朵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材料一：

“我也是家有高龄老人的人，他们的难点和关注点我都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嘉兴学院院长盛颂恩说。他在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加快搭建网络大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现有的养老资源和模式不足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和传统手段是不够的，而利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充分调动、整合、优化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和政策，把全社会相关的资源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集成到同一个大平台上来建立一种新体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养老问题如果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完善的，老人们和子女们也不会放心。服务主体可以市场化，但公共资源和政策需要政府进行统筹配置和协调，还要建立相关标准体系，让平台运营、发展、管理、监督都有规可依。”盛颂恩表示。

(摘编自2018年3月4日《钱江晚报》)

材料二：

(摘编自201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当前，我国慢性病负担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比重达68．6％。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的4．2倍，而且病程长、医疗费用高、难以治愈。但是，大多数慢性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行控制和干预，这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角度，树立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要与这种理念相适应。树立健康管理理念，达到“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瘥后防复”的效果，也是健康管理学科的职责所在。

随着“全民治疗”向“全民健康”目标的转移，医疗资源不断下沉，社区将成为未来全民健康的主战场。社区层面的多学科融合，能培育集社会知识、专业技能、人文关怀、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健康服务业人才，这将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专业人士要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改变，能走进社会，走进生活，适应变化，更加注重人文教育的融入、心理技能的提升、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协同作战能力的培养。还要树立适应老龄化的理念，学会站在老年人角度看问题，以尊重为前提设计产品及提供服务。

(摘编自2019年3月25日《光明目报》)

材料四：

社区养老是目前英国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这体现出英国人“居家养老”或是尽可能地“如同在家养老”的理念。按照英国有关社区照顾的法令，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配备相关的辅助设施，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和帮扶政策。与建设养老院、将老人集中起来看护相比，“去机构化”的社区养老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展现养老服务的灵活性，也能够让老人最大程度地融入家庭和社区，尽可能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我们现在要求社区养老机构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护理。”美国圣路易斯市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劳勒教授说，“这种护理，过去通常会外包给社会工作机构，但现在的新方案要求家庭成员或者配偶来照顾老人，然后政府适当给予这些人一些奖励。这个方案目前在美国的很多州都已经付诸实践，效果尚可。”

在技术领域，美国人正大力扶持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类产品。尤其在农村地区，这种技术为当地人带去了极大帮助。这些项目的发展经费，并非全部由企业自筹，很多来自政府办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中心。

(摘编自2019年1月15日搜狐网)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