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

孙春平

吴老太到三亚有好几年了。每年11月初南下，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东北去，被人称作候鸟一族。吴老太患有肺气肿，以前每到冬天，就觉得气短，听人说海南冬天暖和，还没有雾霾，便坐火车跑来一试。这一试就上瘾了，那口气一下就吸到了肺窝最深处，甜甜的、润润的，连吐出去都觉不舍。

当然，当候鸟也需有本钱。要住房，还要坐飞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人家腰包厚实的，在海南买了房，飞到落脚处便有了巢，好比去年来过的老燕子。可吴老太没这种方便，穷候鸟必须精打细算。吴老太退休前在一个国营煤矿管矿灯管三十多年，后来据说是资源危困，退休金两千元不到。老伴过世得早，活着时是矿工，矿难后只见了骨灰盒，还有一笔抚恤金。那笔钱后来给儿子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不然，只怕儿子连媳妇都娶不上。

穷有穷的活法。吴老太买不起房，那就租，租也不敢去正规小区，太贵。她是去城中村。当地村民等着拆迁，早把房子盖得密密匝匝。但便宜啊，一月几百元钱就说下来了。飞机票贵，咱坐火车，睡不起卧铺咱坐硬座行不？刚来三亚时，吴老太还曾去住宅小区翻过垃圾箱，她想把租房的钱翻出来。但那活计只干了三天，房东不干了，说院子本来就小，不可再堆放纸壳易拉罐。吴老太想想也是，歇了手。

但处处节俭的吴老太对生活也不是完全不挑剔。比如谈租金时，她对房东说，这个屋能挡风遮雨就行，空调冰箱啥的我也不要，但没电视却万万不可。我岁数大了，觉轻，夜里睡不着就得看看电视。这一点你要是办不到，那就再少要点租金，我自己想办法。房东在地心转了两圈，总算点了头。

但是，新年后一天夜里，吴老太正在看韩剧，突然电视机啪的一声，黑了屏幕，她起身摸电视上的键子，挨个按，又按遥控器，都毫无反应，便确信电视机坏了，第二天一早，吴老太对驾电动三轮车要去码头上倒卖海鲜的房东说：“我屋里的电视坏了，你给看看吧。”房东指指已见白的天空说：“我去晚了就什么货也抓不到手了。晚上再说，行吧？”

入夜时分，房东回来了，手掐遥控器摆弄一阵，又打电话找来了电视修理师傅，师傅把电视卸下来，开腔破肚，说什么配件坏了换零件不比换电视省多少钱。房东说：“大姨看到了吧，我可不是不给你修。”吴老太气哼哼地反驳道：“电视是你家的，怎么是给我修？我只要求你放在我家的电视能有影有声。”

房东没敢再说什么，却也再没给吴老太什么承诺。

那一夜，吴老太越发无眠，在床上烙了半夜饼。听隔壁的动静，极安静，前几天女主人带孩子去了乐东县乡下，老妈病了，去侍候，只留了男主人一人在家。男人兴许真是忙乏了，回家后便睡。天快亮时，听房门响，估计房东又要出发了，便急着跟出去，说我不管你今天忙什么，晚饭前必须给我弄回一台电视来。房东赔笑说：“大姨饶了我好不好，一家人还等我挣俩钱过日子呢。”吴老太还想说什么，房东已驾起三轮车，风一般远去了。

那天，吴老太在街区上遛弯儿，捡回一根粗铁丝，又用石块在两头砸出两个圈。吴老太的打算是，今夜房东要是再耍赖，夜里就用这铁丝和房门锁头将他的三轮车扣在小院里的芭蕉树上，明早我看你再怎么跑。没想，当夜，房东似乎未卜先知，人回来了，小院里却根本没见三轮车的影子。吴老太好不容易又熬到黎明，隐约听到房东蹑手蹑脚，急忙起身。房东见状，撒丫子便跑，气得吴老太喊：“你是兔子呀？站住！”

房东还是跑，穿过幽暗的胡同，到了车水马龙的迎宾路上。回头看，吴老太竟远远追上来。房东怕吴老太使出人盯人的战术，哪还顾得看路灯，横穿街道直奔隐在对面树丛中的三轮车。没承想一辆红色摩托闪电一般冲过来，房东躲闪不及，扑通一声摔倒在路心。

那天，真是幸亏吴老太紧跟在身后。吴老太眼见房东遭了车祸，急冲到路上，站在路心对着来往的车辆拼了命地摇动双臂，拦住了疾驰的过往车辆，又呼停了一辆出租车。

房东醒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正等在床前准备核实情况的交警对他说：“听医生说，你身体的问题不大，皮肉伤，只是头部着地，受了脑震荡，休养几天也就恢复过来了。我们已追查到企图逃逸者。要说责任，我看主要还是你，你怎么能横穿街道呢？今儿多亏了这位大姨，不然，你要是遭遇到二次伤害，那可就惨了。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那是极有可能的，我想想都替你后怕。”

房东忙对仍守在床前的吴老太说：“大姨，从今往后，只要你来三亚，都住我家，连吃带住，我分文不收。你是我的亲姨呀！”吴老太嘴一撇，回道：“少扯用不着的，住房交租，天经地义。我只盼你养好伤，回家后快点让我看上电视就行啦！”

（有删改）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①邓叔群（1902—1970），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东北农学院副院长、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中国的真菌》等。

（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励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

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呜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