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孤独

蒋勋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向丈夫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而且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秋瑾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勤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巅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有删改）

一个人的突围

张华

张謇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异类，是思想和行动的“先知”。“先知”往往意味着孤独，意味着不被理解，意味着遭遇世俗的非难和抵制。无论是形而上的思想，还是形而下的实践，张謇一生都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突围。张謇，一介书生，常常独自以横刀立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科举考场是他人生突围的第一个战场。初次参加州试，张謇名列百名之外。先生宋蓬山训斥道：“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如果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那就是你！”张謇羞愤交加，回头就在屋子里都贴上写有“九百九十九”的纸条。睡觉时，他用青竹板将辫子夹住，身体一翻转，辫子牵动头皮就疼醒了，看到满眼都是“九百九十九”，立刻爬起来点起油灯读书，每夜必“尽油二盏”。一次次“卧薪尝胆”，张謇不仅中了举人，而且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但后面的科举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从16岁到42岁，张謇的科举苦旅历经26年，直至42岁第五次进京应试，才大魁于天下。

如果张謇止步于科举上的成功，满足于高官厚禄的前程，中国不过多了一个幸运的读书人，多了一个光宗耀祖的官员，但他没有，他在酝酿着一场更为精彩、更加宏伟的突围。

张謇高中状元之时，正值列强环伺、民族危亡的时代，他审时度势，毅然辞官回乡，“遁居江海，自营其事”。张謇远离官场并非出于文人的清高或英雄迟暮的消极，而是以强国拯民为己任，将一腔“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书写在江海大地。

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很多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抱有历史偏见和民族情绪，抱残守缺，张謇却表现出难得的气度和远见，将“国学”和“西学”融会贯通。为探究“明治维新”后日本一跃而成东亚强国的原因，1903年4月，50岁的张謇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大阪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当时电灯等电器在大清国尚属罕见，而日本已经极其普遍了。这令张謇大开眼界。在日本考察的两个多月中，张謇先后8次前往博览会参观。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回国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突围开始了。

在张謇的倡议和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成功举办，吸引了30多万人的目光，展览会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宏大计划也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有序推进。

张謇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生集团旗下超过70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难能可贵甚至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还在于，这些企业组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纵向联系和相关产业横向联系的经济生态网络。1920年张謇筹建了南通绣织局，并在美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设立分局和办事处，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筹建张謇纪念馆时，人们赫然发现，因张謇创办实业的门类太多、成果太丰，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加以概括和划分。一个人的业绩让后人连概括、分类都颇有难度，当年创办之时的艰辛可想而知。

张謇依然抱持着“兼济天下”的士人梦想。他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大生集团，他追求的是整个南通地区的均衡发展。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成为万人瞩目的“全国模范县”，给了很多人一个梦想的现实参照和慰藉。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注，却标有“南通”这个小城。

“文革”期间，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穴，开棺后，发现内中仅有礼帽一顶，眼镜一副，折扇一柄。这一刻，张謇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人格突围，这次突围深深感动了后人。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一生，不断突围。

(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