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从来都是以编队形式在海上活动，航母通常还要依仗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及快速支援舰等众多舰船为其“保驾护航”。目前，除了美国拥有11艘大型航母之外，仅有意大利勉强算拥有2艘小型航母，其他国家现役航母都只有1艘。

航母打击群由于使命、任务、作战海域、作战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单航母打击群、双航母打击群和三航母打击群。单航母打击群主要用于担负袭击陆上重要目标，夺取海区制空、制海权，打击海上舰艇编队，投送兵力，支援登陆作战，实施封锁，保卫海上交通线，炫耀武力，实施威慑等任务。它通常以航母为中心，由外中内三层组成的纵深大、层次多、阵位疏开、火力集中的兵力配置，以全面夺取战区的空中、水面、水下等多维空间的控制权。外层为纵深防御区，设在距航空母舰185～400公里外。该层内的兵力主要用于编队预警、防空攻势、对岸、对海攻击和远程航空、反潜。中层为区域防御区，位于航空母舰50～185公里处。该层内的兵力主要用于防御性防空、对海攻击、区域反潜和电子战。内层为点防御区，设在距航空母舰50公里以内，该层内的兵力主要用于自卫性防空和反潜作战。

双航母打击群通常以2艘航空母舰为中心，配8艘防空型巡洋舰和驱逐舰、4艘反潜型驱逐舰、护卫舰和2～4艘攻击型核潜艇。双航母打击群多用远中近三层火力配系。第一层外防区用于大纵深攻防，距航空母舰180～400公里以上，有8架预警机、8架电子战飞机、6架侦察机、舰载相控阵雷达和攻击型潜艇，负责对空中、水面、水下进行搜索。第二层防区用于双航母打击群的区域攻防，距航空母舰45～180公里。最后一层防线用于自卫，主要用航空母舰本舰和其他护航舰艇的武器对来袭目标进行截击。

三航母打击群一般在高威胁区参与局部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中使用。三航空母舰打击群常以3艘航空母舰为核心，配9艘防空型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14艘反潜型驱逐舰、护卫舰和5～6艘攻击型核潜艇。美国的单航母打击群除航母外，有提康德罗级巡洋舰（1～2艘），该舰配备宙斯盾系统，主要负责防空作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2～3艘），该舰也有宙斯盾系统，防空、反潜、反舰能力都很强；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1～2艘），主要负责反潜任务；佩里级护卫舰（1～2艘），主要负责反潜和反舰作战；洛杉矶级核潜艇（1～2艘），主要负责反潜和反舰任务；另外还会有一艘综合补给舰。必须指出，由于护航舰艇的任务有重叠，各种舰只的数量并不是一定的。

（节选自《科技日报》）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墙的修筑是渐进的过程。许多城市城墙的修筑和不断加,最直接的意义是使城市少遭或免遭战火的破坏,保存了江南城市的发展基础,这也是江南城市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五代时,钱缪驻扎杭州后,修筑城墙七十里,建城门十座,使杭州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城墙的修筑能确定城市的范围。江南城市城墙的修筑,使城市范围得以圃定,同时一些城市数次修筑城墙,也促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面积的大小,能说明城市容纳的人口数量,城市街道、桥梁、河道的布局状况,及其相应的城市工商服务行业的发展程度。在没有修筑城墙之前,城市的发展是无序和杂乱的,城市是不固定的,一些城市主要依靠子城而向外散状弥漫式地发展。一旦修筑了城墙,城市范围就确定下来,城市就会在一定的区域内有序地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管理者能根据城市的大小和形状,合理地规划城市内的街道、坊里建设。修筑城墙时,根据地形特点,江南城市往往在四面修筑數量不等的城门,城门外接重要的交通线路,内与城内的街道相通,城内外的交通紧密连接在一起。江南城市都会建数条路面较为宽阔、方向是正南北或正东西的主干道通向主要城门。与主干道相连的是深入坊里的小街小巷,方向也都是正南北或正东西。可以说,城墙的修筑对城区内的建设有较大影响,城墙修筑后,城市的物质形态会更加完善,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会受到直接影响。

城墙的修筑保证了城市的安全,使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江南城市的城墙使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清晰起来,城市比农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大大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相应地使城市工商服务行业迅猛兴起,城墙内人们的财富快速聚积,从而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城市服务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江南各大城市迅猛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商业经营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唐代江南城市实行市制,许多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城墙修筑使城区面积有所扩大,人口数量增加,囚而迫使市场的规模也要扩大,以保证城市生活用品的供应。于是,在主要街道或者城门内外以及居民聚居区,新的小规模的经商场所越来越多,渐渐演变成一片片的商业街巷,成为城市中新出现的繁华的商业区域。

总之,城墙修筑是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墙修筑的不断完善,既是江南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推动了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剑光、邹国慰《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此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些是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由于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

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显示的发展观。这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

《易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其中的“天地”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阴阳”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此为阴阳交泰观。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易经》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注意节制。

（摘编自赵建功《〈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由青蒿素产业化带来的双创启示

草容

屠呦呦荣获诺奖，是对她个人的奖励，也是对青蒿素产业化的褒奖。屠呦呦之所以能在科研成功40多年后获奖，是由于青蒿素在使用中所产生出的巨大社会影响，为这一奖项的实至名归，增添了厚重的分量。这其中，产业化功不可没。由屠呦呦获奖，我们更可一探科研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创新与创业，这样的双创可以相辅相成。屠呦呦取得的无疑是原始创新成果。对于疟疾这个古老的病种，全球曾经有100多个国家受此困扰，每年感染人数达上亿，无数生命在蚊蝇肆虐中被夺去生命。在屠呦呦获奖前，已有4位科学家，因与抗疟疾有关的科研而获得诺贝尔奖。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人类的顽强阻击下，疟疾疫情已大大缓解，只在非洲地区，疟疾仍是一些国家棘手的病疫。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疟疾从来都在不断变异中重获新生。为此，科学家也总在寻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武器。面对当时疟疾对国际主流抗疟疾药物产生的抗药性，屠呦呦另辟蹊径，从中药中找到了青蒿素，从而为人类又一次战胜这一致命顽症提供了保证，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在我国，在屠呦呦的科研产出成果的20世纪70年代，疟疾显然已不是急迫的疫情，于是这一成果没有受到像国际社会那般的重视。此外，艰辛的产业化过程，也使青蒿素没有较快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青蒿素是科学发明，而走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却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的奇特功效，正是由于其对青蒿素和本芴醇的配伍研究所得。然而，即便是功效如此之好的药物，如果不能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它也不可能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药物的拥有者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诺华公司开展的大规模合作，才使复方蒿甲醚快速走向了国际市场。2001年，世卫组织向非洲推荐了这一药物，使这一地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九成，当病愈出院的患者们高呼“中国神药”时，国际社会已经深深地记住了屠呦呦——这个降伏疟疾之魔的人。如今，复方蒿甲醚已通过85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注册，是美国FDA批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复方抗疟药。

我们不能断定如果没有后来的青蒿素产业影响，还会不会有屠呦呦的获奖。屠呦呦当年的科研成果，没有及时保护好知识产权，没有及时产业化，那是她所处时代的局限。今天全社会都在为“双创”提供良好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缩短从创新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埋头创新，主动创业，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都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当这样的局面形成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变为社会财富，而创业也是对创新成果的最好保护，世界也将由此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