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带来的负效应

高新技术的发展，应包括健全其抗御“灾害”的功能。但迄今为止，高新技术进步并未与高可靠性工艺、高可靠性监控、高可靠性管理的系统支撑及质保体系相匹配。因此，频频出现难以预料的尴尬局面。海湾战争中，美国“爱国者”导弹命中率并不是100％，美军启用的高新技术武器竟然演出过误伤多国部队的“悲剧”。80年代初日本地铁总线ATS自动停车装置因失控机率不为零而发生撞车事故，之后又有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至于一位患关节炎的病人在接受微波治疗时，因干扰使他的心脏起搏器程序出现问题而致死，更迫使人们正视高新技术发展的负效应。

这种负效应还表现在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不景气的“巴洛克化”上。附加在各类高新技术产品上的许多理想化的机能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多不过是未来成功的早产儿。高新技术的“绿色化”也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地球及其大气层是有限空间，容纳生物及平衡生态的能力存在极值。高新技术所带动的现代工业化极大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同步缩小了宝贵的有限空间，“极值”再也不是想像中的数值了。诚如人言：“以马达和电子线路为武器的‘灰色技术’指挥人类向地球宣战，地球回以干旱和酸雨；只有当‘绿色技术’升帐后，才可能中和酸雨时代。”

人类走向航天空间30多年了，3600多颗人造星体为太空添丁，这是人类的骄傲。但“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至今外空间的残骸、失效的整体装置、飞行物残片、宇航员丢弃的工具等，已多达10亿余个，这无异于开辟了太空垃圾场。高新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作为跨世界的课题等待人类攻克。

影响中国的三重文化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对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且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仁政”。从文化渊源上看，孔子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的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对管仲来说，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真正要做的是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会导致社会危害。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而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儒法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道家走向对肉身的感悟，强调了对精神自由的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那里，膨胀为“霸道”；而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那里退化为“无为而治”。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对立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