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中的文化与历史

①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网络下载非常方便和普及的时代，因此有人担心实体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人预言CD这种载体会彻底消失。事实上，人们最应该担心的恐怕是传统的地图。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国度假时，已经不会再带着纸质地图用以认路了，他们只要 掏出iPhone轻轻点几下，就可以获得任何信息。习惯于只携带移动电话出行的年轻旅行者正在使传统的地图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②我们现在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图应该仅仅是对某一片特定区域的客观科学的记录，它必须严谨如卫星所拍摄到的照片一样。而过去，地图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手工绘制作品，且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色彩，因为对于同一个地方而言，不同的地图表现出来的内容会千差万别。如今，人们加诸地图的主观性正在逐渐消失，人类随之失去的，也是地图蕴含着的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③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呢？这就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杰里•布洛顿在新书《12幅地图中的世界历史》中讨论的问题。作者深入调查了上至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图绘制研究，下到如今风靡的Google地图，并在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地图绘制工程是如何影响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布洛顿的书中包含了12幅人文价值厚重的地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地图。他认为，地图绘制的历史甚至比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更长。13世纪末以来，人类普遍接触过一个地理知识方面的说法，即耶稣的受难地耶路撒冷是地球所处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是由神学指定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定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接受了经过科学研究才确认的地理学方面的各种知识。

④1973年，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绘制了著名的彼得斯地图，他强烈地反对地理学家墨卡托将欧洲作为地图中心的传统的地图绘制方式。墨卡托地图    反映了各个大陆的形状，   扭曲了各个大陆的大小比例，  彼得斯地图中各个大陆的面积比例基本上接近于地球表面陆地的实际分布情况。对于习惯于墨卡托地图的人来说，彼得斯地图中的非洲显得又大又长，正如布洛顿在书中所解释的，彼得斯的地图强调了非洲，因此新地图被很多援助机构用来作为鼓励大家重视非洲的最好教材。当时，有很多其他地图绘制者并不接受彼得斯的这种绘制思路。

⑤布洛顿的书中还包含了一些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地图，但这并不是一部地图绘制通史。这本书的重点还是在世界地图上，并通过世界地图阐述了历史上那些野心勃勃的宏伟的政治行为：包括古希腊天文学的发展、宗教信仰变革和皇权的变化等。布洛顿的书中提到了卡西尼家族四代人绘制详细的法国地图的故事。卡西尼家族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晚期，根据科学的原则，使用精确的基线和三角测量，精准地确定各个具体方位之间的距离。当时，全国范围内很多调查人员和信息搜集人员参与了这个巨大的工程，这是18世纪应用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也促成了后来全国地形测量局这类专业机构的诞生。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这个计划一开始是由法国的君主政体提供支持的，但后来又被抛弃，最终是在革命政权时期完成。好在这个工程最终绘制成功了非常完整而准确的法国国家地图，这张地图在推动法兰西的现代意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⑥布洛顿书中的另一个主旨是，地图绘制更应该关乎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地图本身的正确性和客观性。但卡西尔地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恰恰于他们在绘制地图过程中的精确测量和不厌其烦的数据核对。对卡西尔地图的绘制者而言，政治目的完全处于次要位置。毕竟，在中世纪以后的世界，客观性是人类尤其重视的价值之一。

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签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 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马》《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如果认识到我们极不了解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许多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关于物种和变种的起源至今还有许多不能解释这一点，就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谁能解释为什么同一物种分布得广远而且繁多，而另一个近似物种分布得狭小而稀少呢？然而这些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决定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现在的安全，并且我相信也决定着生物未来的命运和变异的趋向。关于世界上无数生物在许多已往地质时代里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更少了。虽然有许多情形至今还不清楚，并且将会在很长时间内还弄不清楚，但是经过我能做到的精细研究和冷静判断，我毫不怀疑地主张，许多自然学者直到最近还保持着的和我以前所保持的观点——每一物种都是被独立创造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充分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属于所谓同属的生物都是另一个并且一般是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代，这与任何一个物种的公认的变种是该物种的后代，是同样的情形。而且，我相信“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化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