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
吴炫
最近常常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西方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共同特征以外，比如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向社会说话、承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责任等等，有没有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的不同品格呢?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进程中，这样的不同品格是应该被特别强调，还是应该尽量去消弭、使得全人类只有一种知识分子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伊德和哈维尔。这两个学者近年被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谈论，显然与中国学界特别倾向的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理解有关。哈维尔先不去说他，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伊德特别肯定班达认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反对现状的状态”，激赏米尔斯的主要论点是“大众与个人的对立”，均在表明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是敢于“对抗现实”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我赞同萨伊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向社会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也赞同他所认为的“专业态度”是“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但在这种“独特见解”是“对抗现实”的，还是也可以以“尊重现实”为前提去“穿越现实”的问题上，我认为涉及到对东西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文化差异性理解。这种差异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关系到能否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论”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以现代东方式形象去影响世界的问题。
所以，与萨伊德赞赏伏尔泰、萨特、阿多诺这些“辩护者”“冒险者”“流浪者”不同，我更愿意从苏轼、黄永玉身上提炼知识分子独立的“中国品格”。说到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上述东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程度都具备，但我发现苏轼、黄永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是直接“对抗现实”的。苏轼两次提出“御史监察机构”的建议，均不是为了颠覆现行政治体制，而是一种“修补”或“合理化”倡议，有健全、深化现实政治的作用。在文学观上，苏轼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文以载道”，但他的《琴诗》《题西林壁》《大江东去》却不是“文以载道”可以解释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尊重载道又突破现有的道”的“穿越现实”的独立品格，决然不是“对抗现实”的品格。有了这种品格，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变得从容而大气，没有剑拔弩张的对抗心理。有中国式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对世界具有一种宽和理解进而平静的心态。
这个问题放到有老顽童心态的黄永玉身上，问题就更饶有意味了。贸然一看，萨伊德恐怕不会承认黄永玉是一个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太不面对政治和现实秩序了，也没有多少自己的理论来使自己站立，不像哈耶克那样发起组成培勒林山学会去讨论国家与自由的关系。然而，他面对“专业画家”那种以“不太讲道理”的心态去画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又很难归类的绘画，不被任何组织和行政收编的自由创作状态，也不遵守儒家“忧患社会”的创作意识，更以自己对生活用品、花鸟虫草的哲理性思考突破道家式的“恬淡人生”和“忘知美学”，给人特别的意味和震撼体验，你又不得不说他身上有一种我们还没有很好挖掘的“中国式独立”品格。黄永玉有句名言，叫“人家跳出红尘，我要往红尘里钻”，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知识分子应批判和超越世俗生活的独立品格大相径庭，但仔细想想，黄永玉式的“独立”奥妙就在一个“钻”字——“钻”表明黄永玉是不“轻视世俗”的，甚至有些“喜欢世俗”；“钻”也表明黄永玉又是“不限于世俗”的，并且可以“钻出去”的。这种“亲和又能穿过”的“穿越精神”，正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的一种观念差别：“对抗现实”必然会有康德式的“超越世俗”道德姿态，也必然会有边沁那样完全“功利主义”之逆反式对抗，而黄永玉的“钻”却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不限于世俗”的“非对抗性”之独立品格。
所以我认为，尽管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把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性质阐述的多么令东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我还是要指出其文化错位而带来的“价值有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在独立与自由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原创性理解，就不可能弥补这种有限性。因为自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西方的“个体权利”理论为依托进行“文化批判”的。“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一晚清以来知识界典型的启蒙话语，并未在“中国问题”视角下进行过深入追问。即独立与自由，对中国个体究竟“主”在哪里? 又如何去“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是随心所欲即算自主?还是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意志或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才能自主? 如果是后者，存在不存在自主的“中国方法论”问题? 或自主者对世界的东方式态度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必须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与自由的理性建构? 而这样的建构要求，是否必然会推导出我们对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独立与自由理论的审视态度与批判实践?
【小题1】（小题1）下列各项表述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分)

A．中西方知识分子，都具有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向社会说话、承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责任等共同特征，但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不同品格。

B．能否理解东西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差异性很重要，这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以现代东方式形象去影响世界的问题。

C．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向伏尔泰、萨特、阿多诺等这些“辩护者”“冒险者”“流浪者”学习，敢于向社会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不应以“尊重现实”为前提去“穿越现实”。

D．苏轼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文以载道”，但他的《琴诗》《题西林壁》《大江东去》却又表明他是反对“文以载道”的。

E.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西方的“个体权利”理论武装自己，对现实进行着“文化批判”的。
【小题2】（小题2）作者说黄永玉“身上有一种我们还没有很好挖掘的‘中国式独立’品格”，对其论据理解有错误的一项是(3分)

A．他面对“专业画家”，抱着“不太讲道理”心态，却创作让他们感到震惊和另类的画。

B．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加入任何组织，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处于完全自由状态。

C．他在绘画创作时，不像其他画家那样怀有儒家所提倡的“忧患社会”的创作意识。

D．他凭借自己哲理性的思考来描绘生活用品、花鸟虫草，完全摆脱了道家思想的束缚。

【小题3】（小题3）（小题3）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4分)
【小题4】（小题4）针对中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独立品格，作者的看法是什么?其依据是什么?（4分）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问题。

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小题1】根据文意，简要概括笔记体小说的特点。
【小题2】画线句中的“相关” 一词具体指什么内容？
【小题3】这段文字中，作者指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的什么问题？

根据文意，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文言戴上了现代社会的面具隐身其后，并不是说汉语言的更新发展已脱离了其母体。

B．文言的短小、凝练、意博、理奥、趣深，都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可以说，没有文言，现代汉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C．借鉴我国古代熟读精思之方法，大量积累文言诗文，就可以达到循序渐进，得到审美的陶冶，奠定人文精神的底色的目的。

D．中华大家庭虽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差距巨大，但是文言跨越时间、空间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凝固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作为征税派役文书，户帖实际来自于唐代的公文帖。唐前期在正式公文中实际并没有帖，如《唐六典·尚书都省》中记载六种下行公文，即制、敕、册、令、教、符，其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都称为符，但武周时期折冲府有军帖，说明帖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存在于唐代实际政治生活中。至中唐以后，公文帖渐多。从公文程式上看，帖与符的职能有相通之处，都是下于州县乡的基层公文。帖之所以能部分替代符，是因为帖的形式比较灵活、简便，不需要像符那样有繁琐的撰拟格式和签署规定，公文传递时间可能也没有严格限制。唐代官府公文一般并不下达到百姓，如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云“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吏卒）”，说明公文仅到乡一级。唐代的公文帖最终能冲破程式，直接下达到百姓层面，并形成户帖，这与中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变革有关。
唐前期制税权完全在中央，按丁征税派役，而赋役全国有统一的标准，故百姓都熟知自己的基本赋役负担。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下达的赋役符或帖即使内容有所调整，也相对简单。这些信息要传达给百姓，唐前期的作法是采取榜示，像《新唐书·食货志》所言“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同时也通过里正负责通知百姓，因为他们负有“催督赋役”之责。但中唐以后，仅靠榜示和里正传达赋役内容就难以达到国家和百姓之间的信息通畅。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制税和派役权向基层下移，税制和役法趋向繁杂。在税制方面，征税对象由人丁变为资产性的地和户，地有类别、肥瘠之分，户有主客、等级之差；同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具体税率由基层制定。在人口和土地流转频繁的情况下，基层州县为完成税额不得不对百姓实行摊征，这导致税率经常变化。因此，基层百姓很难搞清楚确切的征收标准。虽然国家有关赋役方面的榜示还存在，但多为赋役蠲免、虚实估比例等宏观内容，不涉及具体税率和役期。所以，百姓要了解具体的赋役信息只能靠基层的胥吏。
唐前期由于赋役标准固定统一，胥吏权力不大，但中唐以后，征税派役的无制化使这一阶层有更多的机会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唐文宗时的襄邑县令李式谈到了征牵船夫中的黠吏。若分付里正派役，虽然一乡只要两夫，实际则是“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徧”，结果“富豪者终年闲坐，贫下者终日牵船”。因此，基层百姓迫切需要保持自己赋役负担的稳定，获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而中央政府对州县无序征收也试图寻求解决的办法，即使基层州县，对胥吏征税派役的舞弊行为也试图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由基层百姓持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户帖便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吴树国《户帖为什么产生在唐代》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户帖在店代是一种征税征役的文书，来自于唐代的公文帖。公文帖级终冲破程式，直接下达到百姓层面，并形成户帖。

B．公文帖和符有相通的职能，都可以下达到基层。相比之下，符的撰拟和签署更萦琐，帖有更灵活、简便的形式。

C．中唐以前，公文帖很少，唐前期尚书省下于州县乡的基层公文都称为符而不用帖，说明帖并不存在于正式公文中。

D．白居易的《钱墉湖石记》云“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唐代官府公文一般只到乡一级，于此可见一斑。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安史之乱后，国家的税收制度发生变化，因为人口和土地流转频繁，为完成税收，基层州县往往会调整税率来向百姓摊征税收。

B．唐前期，官府通过榜示发布赋役征收通知，即使内容有所调整．也相对简单，所以百姓都熟知自己应缴纳的基本赋役负担。

C．里正负有“催督赋役”的责任，中唐税法制度变化之前，通过里正通知赋役信息有助于国家和百姓之间的信息通畅。

D．安史之乱以后，户帖出现之前，虽然国家有关赋役的榜示还存在，但多为宏观内容，百姓只能从基层胥吏那里了解税率和役期。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唐文宗时襄邑县令李式谈到征牵船夫的黔吏一事中，可以看到，中唐以后胥吏征税征役的舞弊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B．安史之乱后．税制和役法不断趋向繁杂，制税和征役权向基层下移，胥吏的权力也不断加大，有更多机会中饱私囊，营私舞弊。

C．户帖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存在于唐代实际政治生活中，户帖的出现适应了中央政府和基层州县以及基层百姓的需求，适应了中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变革。

D．户帖限剐了基层胥吏征税征役的舞弊行为，维持了百姓的赋役负担的稳定，因为由基层百姓持有，所以具有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