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措施

沈雅婷

①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周代，人们就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

②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西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的荀子都曾明确提出过保护生物资源的主张。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

③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

④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蒙古人对适合耕地的环境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和荒废，由于蒙古人不适合中国古代的山水环境，所以强制破坏了万年已久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的改变所处环境的作物和物种，大面积的放牧加剧了北方土地的荒芜化。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上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给中国的环境带了巨大的灾难。我国建国之后，也是盲目地垦荒，扩展农田，造成现在的土地沙漠化严重，历史一再重演，我们要吸取教训，保护环境。

（节选自《中华文本库》）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中国”观念并不始于何尊,早期周人也称都城成周为“中国”和“中土”,这源于成周所在的洛阳盆地伊洛河流域曾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述周公建成周的过程:“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奠定政治正统的象征物,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这就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密不可分,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我标榜。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邑,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因此,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夏代以前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是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指出夏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黄帝乃“五帝”之首,其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拥戴。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黃帝从而征之”,这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当时黄帝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黄帝,标志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之后帝颛顼和帝喾,则代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尧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近年来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黃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

(摘编自孙庆伟《最早的中国: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情与辞

朱光潜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是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经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就大概说，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心里感觉到口里也就说出十分，那是“情尽乎辞”；心里感觉到十分，口里只说出七八分，那是“情溢乎辞”；心里只感觉到七八分，口里却说出十分，那是“辞溢乎情”。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机会，虽然“观止于此”，究竟“不过尔尔”。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选择与安排之中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糟糠。

（节选自《谈美•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