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因迁谪岂能来

郭彦

北宋诗人欧阳修被贬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他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

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有删改）

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谁若将功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基于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遼。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摘编自郭继民《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

左传的“闲笔”

“闲笔”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对无关紧要情节的描述，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左传》开启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笔法。从《左传》中大量的细笔、趣笔、奇笔、偶笔的运用上看，“闲笔”已经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学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一种自然轻松充满趣味的文学笔法的成熟。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琐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观念。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是“正笔”的有机构成，没有了“闲笔”，“正笔”也显得呆板僵滞，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左传》常常在风云激荡处宕开笔墨，写出一两件小事件、小情节，以小事件显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以细微处展示大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左传》定公十年，宋景公宠爱向魋，将公子地的四匹白马转送给向魋，引起公子地的不满，向魋准备逃亡，宋景公伤心欲绝，竟然“目尽肿”一个细节写出了景公内心的无限悲伤，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次写出一个人双泪长流两目红肿的动人细节。

钱钟书《管锥编》有“一饭之恩仇”的论述，他指出，一饮一饭，分配不均，看似小事却往往引发政治的连环报复，甚至造成激烈的流血冲突、朝野动荡。《左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件记载。宣公四年，郑国大夫子宋、子家一起朝见，子宋以其“食指动”预言此日“必尝异味”而恰逢郑灵公烹制楚人送来的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故意召见子宋而不分给他大鼋，子宋染指而出，两人最终杀死了郑灵公。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公膳日双鸡”，而饔人却将鸡更换成鸭子，御者又换掉鸭肉只送上肉汁残汤，这让子雅、子尾愤怒异常，从而导致齐国庆氏集团被逐事件的发生，而这场宫廷流血事件又恰恰改变了齐国的政治走向，致使陈氏家族在崔、庆之乱中渔翁得利，篡取了齐国的政权。

“细笔”不细，“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