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老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连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汲取中华文明积淀的丰富生态智慧，其中道家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家思想特别重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侯外庐解释道：“这里所谓天、地、人、自然诸观念虽然蒙混，但是人的社会秩序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这种关系却表示得十分明白。”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这些论述比较客观。的确，儒家关注的重点是“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研究“人与物之关系”。道家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所形成的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关注的就是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提出适应、和谐这样的总原则，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例如，《老子》中的“三宝”就非常突出，其六十七章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中的。“俭”指的是节俭。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理念有一定契合之处。

除了在理论上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上的道家对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所谓“洞天福地”就是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道家道教的建筑大多依山势而建，不对山体作大的改变，而是利用一些自然形胜建设，常使人产生曲径通幽或者别有洞天的美感。“如宫观及三十六岩等岩庙，大都位于险峰峭壁、人迹难至之处，但其风光绮丽，景色迷人”，说的就是道家道教在建筑方面追求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很少破坏自然环境。

西方许多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中国道家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学者马夏尔说：“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道家已经表达了最早的、清晰的生态思想……道家提供了最深刻、最雄辩的自然哲学，首次启发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在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比起儒家思想，我们对道家思想的道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现象，儒家研究和运用道家思想是很普遍的事。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道家思想中生态智慧的研究。

（节选自熊铁基《重视对道家思想中生态智慧的研究》，2018年7月24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