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中华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它不仅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对绝对的觉悟，而且从周代开始也以思想的方式追问与思考绝对者问题。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觉醒，也是一次更系统的觉醒。这次思想觉醒之所以也可以被视为一次“人文觉醒”，是因为它是通过更深入地追问、揭示人性本身来理解与朝向绝对整体者。也就是说，这次觉醒是通过探究人自身的内在存在来通达超越于人的绝对者，通过发现与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来肯定与见证整体者的绝对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人文觉醒”可视为一次“人文的宗教觉醒”。因此，先秦诸子既是一种人文思想，也都是一种“神学”。这次觉醒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系统性，就在于它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大觉醒：

首先，它不仅是发现、承认与确信有一个绝对者，而且自觉地以更多的环节、事件来叙述、展示绝对者，甚至以更多的概念与分析来指示绝对者。在近代学者的研究中，通常会罗列出“天”或“道”的多种含义，比如根据儒道法墨文献中有关“天”的论述而把天分解为神圣的主宰之天、义理（伦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并以此论说人文觉醒的去神化乃至无神化。而实际上，在先秦的这些人文论说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具体的绝对性。

其次，在重新确认与确信绝对者之为万事万物与一切美善之源头，因而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的同时，发现并确立了人在与绝对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诸如“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真人”能无待而任“自然”等这类论说里，都隐含着从人与绝对者的相互性关系角度来理解绝对者，理解人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本身的绝对性存在的哲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人文觉醒既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也是对人自身的觉悟。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人文觉醒之所以为人文觉醒就在于它在宗教启示下通过自觉到绝对者而发现、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

第三，发现并申述了绝对者以人类能够认识并加以遵循的某种原则来体现、实施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意志或意旨，因此，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国家），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满足各种自然欲望，更不是只按自然欲望行事而为所欲为，而是首先要遵循与担当一些来自上天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比如通过圣人作则而垂示给我们的规范，或者通过上智者之先觉而显明给我们的仁爱法则。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活着，不只是享受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而首先是要贯彻、遵循某种神圣原则，成就某种神圣事业。

因此，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学一样，周代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如果说周代之前的宗教觉悟启示了人文思想，那么后者则深化并增强了关于绝对者的觉悟与信念。就此而言，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者推断的那样削弱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深化了这种信仰。

（摘编自黄裕生《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在文明相遇中成就自身》）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诸子关于“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的论述，强调了人在与绝对者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B．近代学者研究中对人文觉醒去神化的论说，在于它们把“天”分解分层而忽视其绝对性与统一性。

C．《道德经》中的“天之威，无不正”与《论语》中的“天丧予”，两处的“天”在作者看来都是绝对者。

D．周代的思想觉醒发现与肯定了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是 “人文觉醒”，也是“人文的宗教觉醒”。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本文采用总分总的思路，论述了先秦诸子思想既是一种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

B．理解了先秦诸子关于“绝对者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我们才会明白封建统治者为什么总喜欢自称为“天子”。

C．文章主体部分引用大量论据，层层深入，论述了先秦诸子在人文思想上的宗教觉醒，说理透彻明白。

D．文章最后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进行类比，强调了先秦诸子思想中的神学性质。

【小题3】文中说：“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周代人文思想深化了对绝对者的哪些觉悟与论说。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①当今，姓氏被当成了一个词，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姓和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②在远古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有些氏族以自己部族的图腾来标示自己，时间久了，图腾就成了这个氏族的姓了。“姓”，由“女”和“生”组成，这显然是个会意字。因为当时女性的地位是至高的，族群的图腾也多是雌性，以至于延续到现在，有一些姓用的还是女字偏旁，比如姬、姚、赢、姜等。
③远古的时候，两个族群相遇，需要相互区分，怎么区分呢？一个说：“我是甲族的。”另一个说：“我是乙族的。”这时，人们认识另一个族群就有了依据，于是，姓就产生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当远古的人们认识到同族不能通婚以后，姓为人们标明了族群，是婚姻促使了姓的产生。不知您注意过没有，名可以改来改去，但姓却不可以随意变更，因为中国人把姓看作是自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儿。
④氏的出现比姓要晚得多。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它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左传》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介绍了当时赐姓氏的方法。中国在秦代之前，实行封建制，这里所说的“封建”，指周代所实行的“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同姓子弟及有功之臣，让其对所分封土地内的臣民进行独立的统治。天子根据诸侯的出生地赐姓，分封土地之后，又以分封地赐氏。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子称氏以别贵贱”。
⑤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姓和氏的原始意义已经逐渐淡化了，姓与氏逐渐合而为一，姓氏由大的族群符号演变为家族符号。对此，宋代史学家郑焦的解释是：“（夏商周）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他望明贵贱。”文献记载中首先将姓氏混用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将秦始皇写作“姓赵氏”，将汉高祖写作“姓刘氏”。自从司马迁以后，或者说自从汉代以后，姓氏二字的原始含义模糊了，实际意义成了专指姓了。不过，咱们的近邻印度的种姓制度还是根深蒂固的，明显的例证是不同的种姓不能通婚。
【小题1】下列对“姓”“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姓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

B．姓是血缘归属的标志，氏是政治地位的标志。

C．姓用以区分族群，不可以随意变更，而氏可以。

D．姓和氏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存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小题2】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姬、姚、嬴、姜这四姓的祖先，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社会地位很高。

B．战国时期，姓和氏的原始意义已经淡化并趋同，不再具有区别贵贱的功能。

C．继司马迁在文献记载中首先将姓氏混用后，宋代史学家郑焦又推波助澜并对此作出解释。

D．印度种姓制度中“种姓”的内涵更接近于我国姓氏文化的“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文化可以分为知和行两个部分，二者合起来构成中国文化，隐藏于二者背后、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它浓厚的纲纪文化色彩。

B．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是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部分，它的力量巨大，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从历史记载和现实看，中国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行方面受儒家影响，在知方面受佛道二家影响。

D．在歌德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人的表现更符合道德的要求。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喜欢谈论知行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认识中国文化，也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入手。

B．考察中国的思想史，关于儒释道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以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来代表中国思想可以追溯到晋朝。

C．中国文化重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这是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共同的认知。

D．原始佛教是完全没有伦理色彩的，“孝”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佛教中讲“孝”是适应中国文化的结果。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佛教也可分知行两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伦理色彩。今天的佛教已与原始佛教完全不同。

B．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在一切方面注意节制，这使得中国得以延续发展几千年，保持这一传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C．同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既有同为哲学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对知和行的特别关注和思考。

D．今天的我们仍然应当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汲取智慧，将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解决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B．《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C．《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D．《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小题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B．“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C．“私语真情”本身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个体情感，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D．“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B．“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C．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

D．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
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的“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3500年前，商帝国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存在。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时，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的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我向学生讲述西欧的封建制度时，学生们常常问：西周的分封制是不是很像西欧的封建制？我说应该这样问：西欧的封建制是不是很像西周的分封制？终究，西周的分封制比西欧的封建制要早一千多年!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的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它所生活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与分裂中，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需要载体，没有载体，就没有文明。在我看来，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轴心时代的伟大智者们：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学说或宗教，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国家曾分别称雄世界东、西方，它们势均力敌，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公元4世纪起，东、西两大帝国都陷于混乱，都经受了长时期的“蛮族入侵”。公元7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恺撒与上帝各管一摊”。尽管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不断放出异彩，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甚至拜占庭。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摘自钱承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性的未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4000多年前的“夏”是在渐渐融合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广阔土地上的众多“酋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B．西周和西罗马解体的史实证明，封建制度虽然使国家出现动乱但没有阻碍文明的发展。

C．孔子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所设计出来的关于秩序的学说，充分阐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D．欧洲进入“封建时代”后所焕发出来的生机，使得它跟不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最终落伍。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段从中华文明的缘起谈起，并通过对比阐述了国家统一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B．孔子学说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章多重分析它的产生及对国家发展的直接影响。

C．文章通过对汉帝国和罗马国家的论述，阐明了思想与国家的对接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

D．对于文明的发展，文章首先交代背景，接着逐层分析比较，最后阐明了造成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的原因。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国家统一，可以修补国家分裂给文明所造成的毁坏，还可以促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B．伟大智者们的学说如果没有与政治载体结合，就难以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

C．孔子的学说能够被国家所接受，是因为他的主张既符合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又符合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追求。

D．印度等东方国家精神载体与政治载体的结合比较松散，其文明程度比不上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