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与理学

刘晓东

礼学与理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主流，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理念，影响非常之大。

礼是外部对人的言行加以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礼很多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从而能够使人产生君子意识。不是只求做良民，更要做君子。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去观察自己，即化而不制。它只是教化，没有一些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是我们对礼学和理学的大致划分。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重复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一种习惯，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人格。礼，第一步是从外开始的，是由外部慢慢渗入到人精神心灵内部的，这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persona），并且这种“人格面具”也不是只有一套，而是有若干套。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却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如果都能做到符合自己的角色，做到上不僭越，也不自我贬低，恰如其分地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才叫作礼。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因此后世尤其是六朝时期，对礼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他们要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来探讨如何利用礼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出现新的问题，皇帝便召见懂礼的人议礼，各抒己见，力求把涵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并进行解决。但是唐代以后，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以至于不仅是礼的制度应该有变化，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制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由此，理学就有了很大的突破。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了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理学对礼学是有发展的。首先，将应然变为自然，礼学是应当这样做，到了理学，是你自愿地很自然地来这样做。其次，变治世为治心，把礼学的治世变成了个人精神的修养。第三，变外铄为内拓，把外部对人的影响变成自己内心向外的拓展。第四，变行相界为本体界，实际上就是把礼学哲理化。这些就是理学对礼学的改变。

两千多年的礼学与理学的传统，对我们的民族性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影响。尤其是礼学，让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而不是让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不能认为礼学与理学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次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礼学与理学建立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美德，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公共道德，中国是把私德夸大作为公德，这是咱们中国化的。我们中国传统只是把自己私人道德无限扩大，当成一种公德，这固然很好，但是这个路走起来相当漫长，我们应当有一个公共道德的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2016.1.4，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