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视人给礼俗,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图着森地上,因此,世代生长子斯的农民,非常强调伦理秩序,强调上下尊卑,家族文化非常发这,雨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目,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在岁米、除夕,新春这三个环节,以礼俗形式体现的辞年礼,团年礼和拜年礼、都特别强调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联系,

辞年礼俗的超点是腊八。从腊八开始,大家就准备过年了,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岁米探诗拜望、礼物馈赠及团聚宴饮等,腊八之后,人们都要扫尘,就是为了在过年迎神祭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扫尘之外,还有一个净化仅式,那就是年前要沐浴,剩头,如果说扫尘是一个居所空间的净化的话,沐浴和剩头则是个体的一个清洁仪式,这个年俗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用一种新的形态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再看团年礼,团年就是在峰旧迎新的过程中所举办的家庭团聚仪式。团年礼是过年的中心部分,其中重要的节点是祖先祭祀与年夜饭。人们在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先祭祀祖先,比如北方地区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是献给祖先的,南方地区年夜饭也是先请先人享用。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顿饭食其中有一些菜是不能少的,如鱼、肉丸,豆干,红枣、萝卜等,取年年有余、团圆,喜庆、彩头等吉兆。在传统中国,无论如何,年夜饭都应该是在家里吃,因为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是跟祖先共同享用这顿团圆饭。我们今天很多人主张毕夜饭要到饭店去吃,这其实是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浸染过程中,受到商家的误,这其实是文化礼俗的一个重要损失,是不正常的,团年礼中还有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长辈给小辈分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意义是长辈通过给小辈以钱物的方式,达家人的关爱,冀望给孩子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年关。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伦理的关怀和精神的鼓励、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发压岁钱看成是种负担,因为价码越来越高,人情越来越重,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压岁钱礼俗的本意。

在传统年节礼俗里,还有“守岁”一说,全家人彻夜国炉团座给老人祈寿宋朝时,“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我们今天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然后放鞭炮。这是因时而异的新变化。今天的春晚让四海华人能够聚在一起,实际上它是延续了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让海内外华人共享这一特殊时刻,让华夏子孙在春节共同体验我们的文化传统,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熬过了旧年,迎来了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庆贺,所以又有拜年礼。拜年礼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庆贺方式,而且是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共享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让我们获得社会整体的文化感觉。新年到来之后,这样一种对天地祖先、亲人、乡邻、朋友、同事之间的贺拜仪式,也是一种建构礼俗关系的仪式行为,是在新的时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再确认。

（2013年9期《新华文摘》,有删节）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