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开合桥

茅以升

开合桥就是可开可合的桥，合时桥上走车，开时桥下行船，一开一合，水陆两便，是一种很经济的桥梁结构。但在我国，这种桥造得很少，直到现在，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特产”。南运河上有金华桥，于牙河上有西河桥，海河上有全钢桥、全汤桥、解放桥。这些都是开合桥。为什么天津有这样多的开合桥呢？

对陆上交通说，过河有桥，当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河上要行船，有了桥，不但航道受限制，而且船有一定高度，如果桥的高度不变，水涨船高，就可能过不了桥。要保证船能过桥，就要在桥下预留一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虽在大水时期，仍然能让最高的船通行无阻。这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名为“净空”，要等于河上航行的船的可能最大高度。根据河流在洪水时期的水位，加上净空，就定出桥面高出两岸的高度。如果河水涨落差距特别大，如同天津的河流一样，那么，这桥面的高度就很惊人了。桥面一高，就要在桥面和地面之间造一座有坡度的“引桥”，引桥不仅增加了桥梁的造价，而且对两旁的房屋建筑非常不利。这在城市规划上成了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便是水陆文通之同的一个矛盾。为了陆上交通，就要有正桥过河，而正桥就妨碍了水上交通；为了水上交通，就要有两岸的引桥，而引桥又妨碍了陆上交通，因为上引桥的车辆有的是要绕道而行的，而引桥两旁的房屋也是不易相互往来的。在都市里，除非长度有限，影响不大的以外，引桥总是一种障碍物，应当设法消除。开合桥就是消除引桥的一种桥梁结构。天津开河桥多，就是这个原因。

开合桥的种类很多，一种是“平旋桥”，把两孔桥联在一起，在两孔之间的桥墩上，安装机器，使这两孔桥围绕这桥墩在水面上旋转九十度，与桥的原来位置垂直，让出两孔航道，上下无阻地好过船。一种“升降桥”，在一孔桥的两边桥墩上，各立塔架，安装机器，使这一孔桥能在塔架间升降，就像电梯一样，桥孔升高时，下面就可以过船了。一种是“吊旋桥”，把一孔桥分为两叶，每叶以桥墩支座为中心，用机器转动，使其临空一头，逐渐吊起，高离水面，这样两叶同时展开，就可让出中间通道，以便行船。一是“推移桥”把一孔桥用机器沿着水平面拖动，好像拉抽屉是一样，以使让出河道行船。

开合桥桥面不必高出地面，不用引桥，但开时不能走车，合时不能通船，水陆交通不可同时进行。特别是，桥在开合的过程中，既非全开，又非全合，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水陆都不能通行，这在运输繁忙的都市，如何能容许呢？因此，在桥梁史上，开合桥虽曾风行一时，但在近数十年来，就日益减少了。

那么，开合桥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呢？应当说，有几种改进的可能：一是将桥身减轻，改用新材料，使它容易开动；二是强化桥上的机器，提高效率，大大缩减开桥合桥的时间；三是利用电子仪器，使桥的开合自动化，以期达到每次开桥时间不超过3分钟，如同十字道口的错车时间一样。这些都不是幻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有删改）

甲骨文情景交融的和谐美

田川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又称甲骨刻辞，是古人崇拜天地和神灵祖先的产物，凡是自然气候变化、军事行动、田猎、耕种、生育等皆要问神灵、祖先，释疑难，解吉凶。甲骨文的形成是用毛笔先书写到甲骨上而后用刀刻，或直接用刀刻之。表现出来的文字线条比较单一，多呈直线或折线状，常带有刀锋痕迹，故而给人一种视觉形象独特美的效果。

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情、景作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独立范畴，被巧妙地运用到甲骨文的创造中。“情”是契刻者刻字时的情感塑造，以及几千年后甲骨文对后人的情感冲击，二者激起的情感共鸣。“景”是泛指当时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客观存在物的图景或形象。当我们审视甲骨文字的情景融合时，便成了今人和甲骨文之间的交流关系，从审美的角度看，情、景还应包含文字意义内容与文字造型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现有的甲骨文研究中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会意字鲜明活泼，在构图中被组织成一幅幅情真意切的画面，这种独特的画面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像，给人以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保留一定空白，使文字这一客观主体与人的情感有了更大的交流融合。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让后人与它们产生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造型美，更在于它的真实性。甲骨文无论是它的载体或是它的文字都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形态，它所表现的内容和细节也是淋漓尽致地使甲骨文的情和景交融在一起，使一些极具趣味的情感传达出一种令人遐想的美。

甲骨文情景美首先是文字排列上的主次关系，文字笔画的变化无穷及其丰富多层次的构图烘托了情景。其次是文字静中有动的结构，这样的场景主要表现在田猎、牧鱼等劳动方面；不但有动态的美，也有静态的美。再次是文字的虚实结构，甲骨文的虚实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文字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生成情景美的构图。虚实相结合符合审美要求，它时隐时现，把情感隐蔽在每个字中，在客观事物和夸张中传达出契刻者的情感世界。

甲骨文情景美不是仅以具象为美的，而是逐步离象而求，囊括万殊，是人类精神境界的宝贵财富。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三千余年再现于今日世界，就是因为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魅力。甲骨文作为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符号，殷商社会状况和审美风貌必然体现在其中，为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节选自《艺术科技·试论甲骨文的审美与欣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然在我看来，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就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诗的节奏、押韵以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则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它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悬念回报虚构——即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它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以内心的起伏取代情节的跌宕。不言而喻，以上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意即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选自南帆《文无定法》，有删改）

“顺民心”是先秦诸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而制定的一条重要的原则。但他们对于“民心”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依据。对“民心”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同意见。

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范围应是指“国人”——宗族之人（包括贵族），或者“庶人”——社会上所有的一般民众。<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理解，首先是“富”，其次是“礼”。“礼”是社会的秩序，是百姓遵守社会等级与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一种约定。百姓对于统治者与社会秩序的信心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国家，所以有了“礼”的保障，百姓就会“既来之，则安之”。而同时，“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孔子出身贵族，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礼的文明社会当中。

老子是史官，一向主张“无为”，他的论述时常是建立在君主的立场上；而百姓，在他看来就像“羊”一样是可以驾驭驱使的。百姓的心会被统治者所导向，所以统治者不能够使百姓生起异心。在老子的眼里，百姓的意志是会随着天下形势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并不能做出自我判断。百姓最舒服的政治姿态就是符合“道”运行的政治姿态，这是最自然的不被打扰的状态。

百姓少税少役，少受指令的限制，君主不矜功好战，自然就会积累财富。同时君主还应对百姓一视同仁，百姓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当中。

法家韩非子的思想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非为百姓着想，由此与老子所言称之“玖百姓心为心”的平等之思想不同。韩非子认为百姓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君主圣人能够公正审判是非，要公正平等，要治乱饬邪，制止淫荡泛滥。有明法严刑可以让百姓规范自己，杜绝恶的行为，杜绝僭越，使国家富强。韩非子是贵族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并未体贴过多，他所理解的民意，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去推想的，把行法令、定是非、去奸邪放在第一。

墨子在论述当中经常用人民死亡来说明儒家过于注重礼、排场，以此来证明政教不可行。

在其他诸予的论述当中，并没有一家，有如此多的民众死亡事例。墨子深处人民大众之中，深知他们的难处，所以他提出节用、节葬，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物质需求，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墨子认为顺民心者，能够得到鬼神的祜助，并以此作为应该爱惜民意的依据。

（摘编自江咏《先秦诸予“民心”说内涵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