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备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引发了欣赏者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定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凡·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看莲要趁早

杨莹

①看莲要趁早，千万别过了八月才去，只剩下莲蓬头和枯叶。也千万别到了傍晚才去，莲会睡着在夜雾里。今日恰逢其时，正是莲花盛开的时节，一路听得到那花开的声音。非专程去看莲，也未想到会遇到莲，临时去参加一个会，中午休会，意外地听说我们被安排在一个荷塘旁就餐。

②常常，想见的人会偶遇在某个地方，这样的邂逅便带来如看莲般的喜悦。今天随意地走近了莲，莲花在湖面上轻轻地裂开，久违了的莲，总能令人心动，这内心的喜悦，又似意外地走近了一位想念已久的人。

③荷塘边总是一种令人晕眩的燥热，蝉鸣此起彼伏，柳枝一动不动，一股燥热往上冒，心底的烦恼再次无限地蔓延开来。这个季节里，我不自觉的染上了复杂而郁闷的情绪，陷入不想回忆的回忆。那么多的日子里，是什么使我满怀忧伤，又满怀希望呢？那些烦恼，如莲，是切肤的，是温暖的，又是不可言说的，那苦痛是属于自己的，是与出生连在一起的。

④心烦时喝茶，心静许多，那么，心烦时看莲呢？也许与喝茶同感。安静地度过余生地地方该是温暖的，什么回忆也打扰不了的。

⑤湖面骄阳当头，莲，勇敢地展示着自己的美，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静心观荷，无须任何语言。

⑥忽然飘来两句秽语，折杀了荷塘溢出的美，徒增使人心烦的噪音。在湖面上生出一片莲花之前，是一池污水，而花败时污水还是污水，所以，有的人就只看得见污水，就只看见了污水，看不到大美，便只有把看见的污水反复地传说，而污水，是骂不干净的。

⑦常常，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行者，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这是人的一种无奈。生活中常常忽然间就撞见了你不想见的人，为了和谐，你必须忍耐着。

⑧而那“大美”，美的时间又是那么短暂，所以，人们才记得，才惦记。在这样谁也逃脱不了的污水中，孤独着，等待着莲花一次次开放。每个夏天的花朵，都是寂寞的。在这样谁也逃脱不了的污水中，没有孤独感的人，应该是可耻的，不能品味寂寞的人，也是可怜的。

⑨北方的莲，因为少雨，所以少了几分南方的温润，烈日下，阳光一动不动地照在湖面的荷叶上。耀眼的一点，一点，形成一片，那绿泛着白光，令人晕眩，蝉鸣给空气带不来一丝波动，有几分印象派的味道。恍惚间，有种迷路的感觉。

⑩我感觉不到风，风都来自远方，我因此而失望。

一旁的凉棚给荷塘添了不少味道。远方ー位友人打来电话，我走到凉棚里去接听，一边听一边看着那池塘里的莲，眯起眼睛想这位纯净的友人，如坚忍静处一隅的莲，他的坦然却也令我联想到苟且处世的“活命哲学”来，整日被“非如此不可”驱使。

我尝试着不说话，看那些叶子。就这样默默感受着莲，无法躲避地触碰到了灵魂。心，高出那池浑水，高出天，那天然的魂灵无法将自己的心融入世俗的浑浊之中。每个孤独的灵魂都是高尚的。走近一朵静静盛开的莲，记下它在这一刻里的姿态，它似乎在说：我就是在这样的污水里生长着，我就是这样安心苟且地咀嚼着属于我的这份孤独，直到你的到来。

（有删改）

“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

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丈人画。”

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抒发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