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在《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关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在2010年之后进入2．0时代。”在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艺术学院与腾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游戏领域的转化与创新”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分享了一组数据：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2010年以后所有跟数字技术相关文化类上市公司，增长速度都达到20％至30％。

在张晓明看来，传统文化产业主要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发展速度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23％以上的年增速下降到高于国民经济5％左右，进入“平台期”；第二，产业内部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很多传统文化行业领域发展速度下降；第三，平台公司出现导致市场结构呈现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现了大规模数字化趋势。”张晓明认为，全国有可移动文物1亿多件，不可移动文物75万件左右，但收藏文物的文博机构的展出率全国平均仅为2．8％。“数字技术为这些文物‘活起来’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所有文物，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声音，都可以数字化，可以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接入任何文化内容。”

（摘编自《传统文化产业渐入“平台期”大规模数字化趋势明显》，“光明网”2019年3月7日）

新技术手段已经深入影响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催生文化生产新业态、新生态。例如，2018年用户已超4亿的中国网络文学，成为影视文学最大，且受到海外读者追捧。另一方面，“网生代”文化消费行为与审美趣味也不同于前代人，喜欢在更多元互动的沉浸场景中获得体验。文化创造者要利用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营造虚拟场景，丰富充实传统文化空间，创造出可广泛共享的产品，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参与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19年2月26日）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借助“互联网＋”的春风“活”了甚至“火”了起来。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加速网络化建设，目前开发的“掌上故宫”“每日故宫”“故宫展览”等每天点击量超过100万次，让文物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通过网络领略故宫的壮美。

如果说“互联网＋”让更多人撩起传统文化的门帘，那么，如何使更多人热爱传统文化，为传承、传播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成了互联网与文化融合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为此，不少专家提出，要借助互联网将文化更广泛地融入生活。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表情包、直播、短视频等纷纷重点打造传统节日的相关内容，在刷爆朋友圈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2018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文化产品内容是消费者最期待改进的方面，同时表现力、传播力也得到较多关注，而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恰好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需求。

不过，业界专家提醒从业者，网络文化的创新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吸引眼球上。曾繁文直言：“文化产业应以‘内容为王’，而内容环节应该向专业化发展，尤其是在大众对于高品质文化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创意能力和制作水平将会成为‘生死线’。”

（摘编自《“互联网＋文化”：新平台 新生态 新发展》，《中国文化报》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