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自然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轨道，将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影响下，这种血缘关系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可这压抑儿童天性的家庭教育主张在古代大行其道，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悌之德具有“事亲”的效用，还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还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追求的目标，任何家庭很难摆脱这一教育模式。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只得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达到了高度统一，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族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亲。在中国古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优患意识。

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选自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天人合一”观

——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钱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依循天命。《论语》中，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认为违背了天理，必将遭祸。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会减少。换言之，人生的价值依乎天命而彰显，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这一观念，也为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如果人生远离天命，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

（有删改）

文学创作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文学评论的引领作用，文学评论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评论家是文学作品的质检员。当前文学作品数量快速增长，作品质量   ，及时、公正的文学评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文学评论要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必须确保自身的艺术质量。首先，评论工作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养、扎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感，才能与新时代新文学共同成长，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杰作、去除糟粕。

文学评论用大白话能够讲出大道理，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有利于扩大文学评论的社会影响，促成文学健康持续发展，改进文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体式多样，序跋、书信、笔记、批语等形态各异，(    )。评论者不能   ，一味地模仿   的翻译腔，应该接续传统文脉，向传统文论学习，形成独特的批评个性与文体风格。而且，评论不妨写得短一些，少一些   的客套，少一些无关痛痒的敷衍，多一些不吐不快的直言，多一些精准点穴的真话。

①美国波士顿一所公立学校日前选用了一种全新标准的世界地图，令学生们看后困惑不已：美国、加拿大、欧洲的版图不再如印象中那般阔大，南美洲和大洋洲也不像原先看起来那样狭小。最令人惊讶的是非洲——和美国比起来，非洲才是真正的巨人，连俄罗斯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②世界地图也有多种版本吗？哪个版本才是正确的呢？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地图投影有所了解。

③所谓地图投影，简单来说就是把地球表面的任意点，利用一定的数学规则，转换到地图平面上的方法。地图投影在一定范围的误差内巧妙地解决了球面与平面的矛盾，避免了地球仪不易携带和难以精确测量等缺点，使人们可以方便地从平面上来观察和认识世界。

④地图投影最早曾用来绘制天体图，后来才被逐渐应用于地图的绘制。在16世纪早期的大航海时代，如何在平面图上用直线标出航线是一个令航海家们十分困扰的难题。比利时地理学家基哈德斯·墨卡托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假设地球被围在一个中空的圆柱里，其基准纬线与圆柱相切，再假想地球中心有一盏灯，把球面上的图形投影到圆柱体上，将圆柱体展开为平面之后，就能得到选定基准纬线上的“墨卡托投影”绘制出的地图。

墨卡托投影示意图

⑤在墨卡托首次采用圆柱投影编制出航海图之后，地图投影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开发出数百种不同的地图投影，然而无论采用何种投影方式，由于维度的改变，图像轮廓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

⑥这就好比剥橘子，我们无法做到将橘子皮展开成一个完整的平面而不破损，要将球体表面的信息完全对应到二维的地图，势必要处理好球面与平面之间的不一致性和不协调性问题。地图投影借助数学解析手段，把球面经纬网格上的信息转绘到平面的经纬网格上，但在解决维度问题的同时，经纬线的拉伸或压缩也导致了投影变形。没有地图能同时保证方位、距离、形状、面积都准确无误，每个地图投影都是折衷的产物。

⑦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虽然描述了各大陆块的真实形状，但其面积变形的幅度从低纬度向高纬度不断增加：格陵兰岛的面积看起来与非洲相差无几，实际上却只有非洲的十四分之一；巴西看起来没有阿拉斯加大，实则却比阿拉斯加大了五倍之多；欧洲看起来似乎比北美大，而事实却刚好相反……这些陆地面积上的扭曲几个世纪以来深刻影响了欧美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也影响到后来地图投影的发展。

⑧另一方面，地图投影选定的中心定位不同，所呈现出世界的面貌也不相同。墨卡托投影 地图一直以欧洲作为世界地图的中心，无形中强调了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也派生出“近东”“ 中东”“ 远东”等描述地理方位的称谓，呈现出殖民扩张时代欧洲人对距离的认知以及对利益相关性的权衡。二战期间，随着美国战略地位的提升，以斯皮克曼为代表的美国地理学家开始将传统上墨卡托投影的中央经线（英国格林尼治经线 0°）移至西经 90°，并采用米勒投影为人们呈现了另一种视野下的世界地图，由此美洲大陆得以完整地呈现于世界地图的 中间位置，亚欧大陆则被一分为二，护卫在美洲大陆两侧。而为了扭转澳大利亚在世界地图中偏于一隅的角色，1979 年斯图亚特·麦克阿瑟出版了以澳大利亚所在的大洋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地方经线为中央经线，将传统的世界地图南北倒置，突出了一向被忽视的澳洲、非洲和南美洲，欧美则分列在地图最底下的两端。近些年来，在北 极热的驱动下，更多的人开始选择以北极为中心的等距方位投影来看世界，联合国会徽中也采用了这种投影地图。这种投影保证了由极点至任一方向距离的精确性，也打破了传统的“上北 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格局，各大洲呈现出围绕北极的集中状态，强调出北极在全球地缘分 布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

联合国会徽

⑨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地图看作是真实世界的图像再现。事实上，地图投影确实可以提供我们对所生存世界的整体感受，但展开地球表面的方式却不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图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了世界。我们选用怎样的地图，大概取决于我们想从怎样的角度来观 察世界，这也决定了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世界。

西周以来的近两千年间，我国城市建置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唐朝长安城最为典型。城内纵横25条大街，把住宅区划分成整齐的110坊，形似围棋盘。坊门定时启闭，非时翻越坊墙处以杖刑。商业区只有东市和西市，四周也有围墙，是官方集中管制的封闭型的商业交易场所。坊市制的城市以便于统治管理为原则，突出的是政治中心，商业地位低下，城市活力有限。

剧烈的变化在宋代发生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意义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哈佛中国史》评价道：“（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城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开封城是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而且是世界历史中率先转型的城市。其特征就是城市格局由坊市制改善的街市制，即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店铺遍布城市内外，居民、商人不但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在时间上同样不受限制，这就是夜市的盛行，繁华地带的夜市甚至通宵达旦。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是一座充满活力与自信的不夜城，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不夜城。

城市由宋以前封闭式的“城”强“市”弱的城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突出“市”的近代新型城市，由主要体现统治意志的城市体制，蜕变为兼顾商业、市民意志的城市体制，随之形成崭新的都市人文景观和管理模式。城市居民坊郭户与农民乡村户在户籍中分开，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井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市民阶层成为引导市井文化的主体，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这一开封拐点，走出一条新路，人民生活有了更多的精神、物质享受，其核心价值是城市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所揭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传统文化由此从单纯的农业文化变为农业文化与市民文化开列，农耕一元结构更新为城乡二元结构。商业的发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选择。有了熙熙攘攘的闹市，有了高耸林立的酒楼，有了欢歌笑语的勾栏，城市的美感怦然显现。新型城市所展现的繁华美，强烈地冲击了文人，使之兴致勃勃地诉诸笔端，予以充满激情的记录或描绘，于是就有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城市的美首次充分展现并被发现，令后人神往。这一时代命题，正是《清明上河图》具有元典性的原因。美学学者罗筠筠即指出：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在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绘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由此可以说，中国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汴京，标本就是《清明上河图》。东京开封因此俨然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琥珀，遂成永恒，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中国市井文明就是由此诞生。

节选自程民生《〈清明上河图〉的文化效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