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界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就是把秦朝至清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其实，“封建”一词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它是西周邦国制度的核心，称为“封建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顺应历史潮流，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这一制度，所以秦朝以后的中国社会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

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是中国史学界接受前苏联史学界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硬套在中国头上的结果。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必然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发展阶段。然而，这一学说根本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是在西周时期，而非教科书上说的秦朝至清朝时期。另外，中国自始自终都不存在所谓的奴隶制度。中国古代虽然有奴隶，但从来就没有过奴隶制度。中国历代的典籍，从没提到过奴隶市场买卖，也没提到过谁是大奴隶主。

“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是从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对西方而言，除了还没有实现过的社会主义阶段，其它几个阶段还是比较符合西方的历史事实的。但是，这种划分方式也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很多别的划分方法、划分依据。事实上，除了以斯大林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这一划分方法是很少被接受和采用的，即使对西方历史而言也是如此。历史学家们一般是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进行论述的：古希腊时期、希腊化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基督教时期和近现代时期。

“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即将西方存在过的一些历史事实总结为规律，并认为其它国家和民族也应该是按照这一规律发展演变的。

另外，这一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单线直线演化论，即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单线直线演化的，而且这种演化是自发的。但事实上，人类发展史根本就不是单线直线演化的，而是和生物进化一样，是“多样选择”的。生物们的基因会朝多个方向变异，但是客观环境只会选择和保留那种适合在环境中生存的变异方向。由于西方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的大不一样，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所选择的它们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也会大不一样。这也就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多种多样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承认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多样性之后，我们还必须承认其共性，即人类文明也有共同的发展模式：原始狩猎和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物和信息技术文明。这种发展模式既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也非单线直线演化的。因为它并不只是对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总结，而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和历史的总结；同时它也承认，低级阶段的文明不会都自发地进化为更高阶段的文明，而只有极少数文明才能自发地进化为更高阶段的文明。比如从原始狩猎和采集文明发展到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其实只有极少数人类完成了这一进化，绝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原始狩猎和采集文明阶段，或因淘汰而灭亡；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只有西方自发地完成了这一进化过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自发地完成这一过程，而只能通过外源性因素，即接受西方的工业文明来完成。

总之，为了树立我们正确的历史观，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名，应该用“原始狩猎和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物和信息技术文明”这一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理论，取代前苏联史学界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

（摘编自网络）

谈田园诗离不开陶渊明。陶的田园诗对农村事物和恬静的环境给予了由衷的赞颂，朴实自然毫无喧饰，充分表达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同时将农村那宁静平和的生活表现得如仙境般优美，令人神往。诗人对田园生活的赞美未直接说出，而是通过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鸡鸣狗吠、山气飞鸟的白描，流露出对田园生活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将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了一体。

在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至关重要，而情又是最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而陶诗总能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悟出之理，又呈现新的意境，给人以美感。他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可谓发乎事，源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是对现实生活作单层次的、平面的再现，而是在情、事、景、理的统中构成了多层次的艺术整体，给人们以丰富而深刻的审美享受。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タ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这首诗里，“悠然”采菊，南山和飞鸟，还有对“真意”和“心远地自偏”的感叉，概括起来就是外在的事与景和内在的情与理的统一，构成深远浑厚的意境。

陶渊明的田园诗能够千古流传，与它语言的质朴关系很大。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要求尽可能采用近似“田家语”的补素的语言和白描手法，从而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见”字准确地传达了诗人采菊时俯仰自得的情貌，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心理上偶然发现的喜悦，一个“见”字，使意境有飞动之趣。《归园田居·其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之语。如果是“戴月”，只是披星戴月的客观景象，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带月”则将月亮紧紧联系在一起，使画面上人的形象和月景融成一片，一人的惰趣笼罩整个境界。以“带”字写人带月行，人的一片情意濫出，主观色彩要浓郁得多,总之，陶淵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描写田园事物，或春游，或登高，或酒，或读书，或与明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舒展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柔麻，表达了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创造了高远裁俗的艺术境界，达到了物我合一、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了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摘编自刘光祖《浅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点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共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