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视人给礼俗,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图着森地上,因此,世代生长子斯的农民,非常强调伦理秩序,强调上下尊卑,家族文化非常发这,雨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目,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在岁米、除夕,新春这三个环节,以礼俗形式体现的辞年礼,团年礼和拜年礼、都特别强调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联系,

辞年礼俗的超点是腊八。从腊八开始,大家就准备过年了,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岁米探诗拜望、礼物馈赠及团聚宴饮等,腊八之后,人们都要扫尘,就是为了在过年迎神祭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扫尘之外,还有一个净化仅式,那就是年前要沐浴,剩头,如果说扫尘是一个居所空间的净化的话,沐浴和剩头则是个体的一个清洁仪式,这个年俗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用一种新的形态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再看团年礼,团年就是在峰旧迎新的过程中所举办的家庭团聚仪式。团年礼是过年的中心部分,其中重要的节点是祖先祭祀与年夜饭。人们在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先祭祀祖先,比如北方地区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是献给祖先的,南方地区年夜饭也是先请先人享用。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顿饭食其中有一些菜是不能少的,如鱼、肉丸,豆干,红枣、萝卜等,取年年有余、团圆,喜庆、彩头等吉兆。在传统中国,无论如何,年夜饭都应该是在家里吃,因为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是跟祖先共同享用这顿团圆饭。我们今天很多人主张毕夜饭要到饭店去吃,这其实是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浸染过程中,受到商家的误,这其实是文化礼俗的一个重要损失,是不正常的,团年礼中还有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长辈给小辈分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意义是长辈通过给小辈以钱物的方式,达家人的关爱,冀望给孩子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年关。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伦理的关怀和精神的鼓励、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发压岁钱看成是种负担,因为价码越来越高,人情越来越重,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压岁钱礼俗的本意。

在传统年节礼俗里,还有“守岁”一说,全家人彻夜国炉团座给老人祈寿宋朝时,“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我们今天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然后放鞭炮。这是因时而异的新变化。今天的春晚让四海华人能够聚在一起,实际上它是延续了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让海内外华人共享这一特殊时刻,让华夏子孙在春节共同体验我们的文化传统,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熬过了旧年,迎来了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庆贺,所以又有拜年礼。拜年礼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庆贺方式,而且是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共享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让我们获得社会整体的文化感觉。新年到来之后,这样一种对天地祖先、亲人、乡邻、朋友、同事之间的贺拜仪式,也是一种建构礼俗关系的仪式行为,是在新的时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再确认。

（2013年9期《新华文摘》,有删节）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 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