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时事评论)

庄礼伟

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而形成的节日，在圣诞前夜，他们要去教堂，肃穆地迎候这个“宁静夜，圣善夜”。

在中国，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教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然后，在一个远离圣诞节的日子，当我们回想起满城被商业绑架的圣诞气氛，回想起我们有口无心的“祝贺圣诞”，和电邮里群发的“圣诞快乐”，并联想到“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等政治词汇，联想到炸馆、撞机、对台军售等等政治事件，我们会有点不甘心地发问──“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他们的公元，怎么就成了我们的纪年？”

向纵深处看，西方更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而我们能否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别人也无法回避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宪、代议制、电气化、工业化──它们都是源自西方的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无法回避高科技和因特网，我们无法回避“和世界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我们无法回避ISO9000无法回避GDP、WTO。我们测量自己的生活如何地好了，也要使用德国人发明的“恩格尔系数”。

这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剥光了的感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说着中文的西方人了么？

西方在近代启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但人类的进步不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就人类的纪年方法而言，“西元”也只是其中一种。

今年是“耶诞”2002年。今年也是“佛诞”2546年。今年是犹太历5763年。今年还是“孔诞”2553年。今年还是“穆诞”多少多少年，等等。在中国大陆，采用西元纪年也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今年还是农历壬午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乡野的老农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学问，因为这是他们的纪年。

这时候，我开始羡慕一些人，他们活在“公元”的世界里，却在内心深处守着另一种纪年。

在文化上，中国有着风格鲜明的传统和纪年体系，对于世界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一年中西方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一年中也有自己的时间刻度和嘉会安排，一年的节日以春节开始，以春节结束，祥和饱满。

春节之后，有元宵节，孩童们看尽“一夜鱼龙舞”，而他们也将慢慢地明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

然后有清明、暮春时节，“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还有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的放达！我猜想这帮疯狂的书生一定是光着身子“风乎舞雩”的。

然后有端午，龙舟犁开夏天的水面，长者们庄严地祭奠屈原的英魂。

然后是色彩浓烈的秋天，节日密集的秋天：七夕（七月初七）、中元（七月十五）、中秋（八月十五）、重阳（九月初九）。

七夕夜仰望星河时的惆怅与温暖，虽然不如“圣诞”时分伯利恒上空的寒星那么形而上，但它恰恰显现了当世极其匮乏、而中国传统精神中极其富有的人伦气氛。四季里的社戏、傩戏、祭祖、驱鬼、逐疫、送灶神，也远比一个万圣节丰富。

然后是把酒围炉、阖家尽欢的小年、大年。

中国人传统的、地方的节日，还有许多许多，都是贴近土壤的节日，都蕴含着独特的信仰和哲理，我们应当善待这些节日和文化血脉。我们不能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除了一大堆GDP之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变成了“伪西方人”。

当然，西方的节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依然倾心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从土壤中、从坎坎伐檀的河岸上产生的那些敬畏、疑惑、愤怒、释然、欢欣、谐趣，依然倾心于那些把传统中国人平淡生活连缀起来的嘉节时令、文化血脉。我将在冬夜仰望星空，但它不是天使传达“救主降世”的短信息时，伯利恒牧人所仰望的星空，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先辈托怀星汉、寄意寒星的星空，星星织构成雄浑的象形文字，永远让我们膜拜。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中国风的魅力

王丽慧

①在当代流行歌曲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学常常扮演着“救生员”的角色。2000年周杰伦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Jay》，从此开始了他的“天王”的历程。《Jay》在2000年的出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张专辑的十首歌曲融合了古今中外不同的风格和文学意象，其中由方文山作词的一首《娘子》开创了21世纪初期流行歌曲的复古风，古典文学意味的歌词和Rap、R&B．New Hip-Hop等西方新曲风神奇融合，改变了以往现当代流行歌曲在利用传统资源时尽量使音乐符合歌词风格的惯例。藉由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反差，营造特殊的欣赏体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②除了词曲的反差之外，此类歌词制造新奇效果的另一“秘笈”在于歌词文本制造大量的词性活用、句式倒装、非常规词语搭配等语法现象。（甲）从“春风又绿江南岸”到“让高速的车阵，把城市的庄严挤垮吧”，这些语法现象在古今诗词创作中普遍存在，但运用密度如此之大却并不多见，它们的存在颠覆了受众原有的阅读习惯，形成了新鲜的感觉。

③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继周杰伦之后，陶喆、王力宏、林俊杰、胡彦斌、后弦、南拳妈妈等纷纷效仿，形成了当代流行歌坛一股新的时尚潮流——“中国风”。歌坛你行我效，大量作品集中涌入市场，一时蔚为大观，甚至呈现泛滥之势。（乙）作品质量参差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写作后劲不足与创新性的缺乏是中国风歌曲面临的最大挑战。

④在论及21世纪流行歌坛的中国风现象时，许多论者将其归结为演唱者或创作者“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中央电视台4次邀请周杰伦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且一律采用中国风曲目同样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但也有学者指出当下词人对传统资源的偏好一般来自于自身的兴趣爱好或商业嗅觉，即便经过认真学习，如若不是长期研究浸染，终究免不了一种形式化的隔阂感。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传统元素的表面化、符号化、零碎化和意义扁平化的倾向。（丙）。即便是中国风歌词的代表人物方文山，其作品工整、精致、华丽，却也常常现出粉饰气。而与当代年轻人审美的视觉化倾向及MV的流行相对应，中国风歌词常常更为强调形式感与画面感，而并不过于追究意义的深度。中国风歌曲带来的新鲜感恰恰反映了听众对传统文化的陌生与疏离。在这场歌者与听众共同营造的古典优雅的风尚中，传统仅停留在最为表象的层面，其精神实则和当代社会的文化气质格格不入了。21世纪的中国风歌曲不再是一种“乡愁”，甚至不是“回望”，而是当代年轻人对古代社会与古典文学的一种想象。即便周杰伦的歌唱得越来越慢、吐字越来越清晰，终究还是缺少那份悠远醇厚。

⑤当代流行歌曲对传统文学资源的运用基本延续着黎锦晖（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1967年去世）时期的几种主要形式：（丁）。此外，一种新的形式值得注意——“颠覆式”。即以冒犯或颠覆的方式运用传统资源，解构其原来的价值和意义，传达自己的观念和主张。如2000年由赵小源作词、三宝作曲、毛阿敏演唱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醉卧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滥滥风情。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春又来看红豆开，竟不见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

⑥对传统资源的颠覆式用法自古有之，在21世纪的当代流行歌曲中，它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一种特征较为鲜明的创作方式。而这种“颠覆”或“解构”往往只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批评或嘲弄当下的社会现象，并非真正指向传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