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翻译是所得不偿劳的事情。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干脆地说,诗一旦被翻译,就面目全非。至于中国古诗西译的艰难,就更显得触目惊心,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古诗不能翻译的议论，也是纷纭不已。然而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翻译这种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更需要的是对其可能性的细致探讨。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容易读到中国翻译家对古诗西译的意见,我们也更容易相信,凭借母语和文化上的优势,这些翻译家更有资格来分析古诗传译的成功与局限。这种认识其实很值得反思,在北美一些大学有关东亚文明的课堂上,有一本小书经常被当作重要的参考,它正为上述反思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这部小书,是由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与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合著的《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书中汇集了1980年以前西方对于王维《鹿柴》一诗的十六种译文,其中包括十三种英译、两种法译、一种西班牙语译文,温伯格对之一一作出点评。此书作者温伯格,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大量翻译过帕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在中文方面,他与人合作,译有北岛的诗集。

与坚决否定翻译的意见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诗是值得翻译的:“伟大的诗作总是被不断变形,不断翻译,一首诗倘若只能原封不动,那它就无足观。”这不是翻译家对自身职业的偏袒,而是出于对翻译的独特认识。温伯格提出,翻译其实是一种阅读阐释行为,正如任何阅读阐释都因为要融入阐释者的智性与情感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阐释一样，翻译也将因为翻译者本身条件的差别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翻译。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和原作交流的方式,温伯格对自己点评的各种译文,以并列的方式提出,其中不仅各种语种的译文并存,佳译与劣译共在,甚至以汉字和拼音写就的原作,以及用英语逐字一一对应的译作也作为三种方式并列其中,所以此书以“十九种方式”命名。将翻译视为阐释与交流,而不是对原作的存真复原,是温伯格异常鲜明的看法,这也许就是他身为西方人,而自信可以点评古诗西译之得失的重要原因。在温伯格看来,翻译中重要的是译者与原作进行阐释与交流的能力,而单纯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的熟稔,倘若不能融贯于生动的交流之中,就未必是可称道的优势。

①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包容。

②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些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我国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④我们还可以以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体现在统治者的包容性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上。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远离故国在唐朝任职。

⑤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节选自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